水下考古

　　水下考古

　　与盗捞不同，水下考古需要的是对水下遗址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这包括定位、测量、照相和绘图。在数据完备之后，才能对文物进行打捞。在文物打捞后，还要对文物进行绘图、拍照，对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进行解码。

　　如果水文条件足够好，水下考古无疑是一项令人陶醉的工作，美丽的珊瑚礁、碧蓝的海水、游动的鱼群，让考古队员们大有享受之感。但这一次为了抢在冬季之前结束工作，考古队员们不得不在海水最为浑浊的11月份进行抢救性挖掘。在21米深的海底，能见度通常只有10cm-20cm，这使得任何一项在陆地上看似简单的工作，都变得异常艰难。

　　最初的几天，考古队员们轮流下水，在沉船上方布好用于标明方位的基线。基线红白相间，在沉船上方交织成一个坐标轴，这样就可以记录遗址各部分的相对位置。接下来，队员们两两一组，对遗址进行抽沙。这项工作就相当于田野考古中用小铲刮去遗址上的泥土和杂质，使遗址充分暴露。

　　进入11月份，海水温度骤降。考古队员换上了加厚的7mm潜水服，可还是会感到寒冷。11月4日，22号强热带风暴“琵琶”在菲律宾吕宋岛形成，受其影响，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出现十级大风。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水下考古的黄金季节一般是3月-6月，原因之一就是这段时间绝少气象灾害——台风会耽搁挖掘时间，又搅动海水，降低海底能见度，更要命的是，它带来的坏处还远远不止这些。

　　在2005年7月发掘“碗礁一号”时，考古队员们也曾遇到台风。就在他们行船入港、躲避台风时，盗宝者竟然不惜生命代价，在台风中出海。那次考古经历了5次台风，每一次台风过后都会发现海底文物又遭到了新的破坏和盗捞。

　　这一次，为了保护文物，部分队员不得不在台风中留守海上。一位队员形容当时的情景：“水墙立起来有2米多高，船就像玩具在大浪中忽上忽下。”

　　在为期40天左右的发掘过程中，平潭海域共遭受了3次台风，考古工作因此时断时续。

　　“我们必须抓紧，”负责此次水下考古的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说，“再等下去，海水温度会更低，对我们会更加不利。”

　　“琵琶”的威力持续了将近一周，等11月9日考古队员们重新开始工作时，他们发现海底的能见度已经几乎为零。

　　这是一次与黑暗、寒冷的较量。考古队员们在一片浑沌中下水，在失去方向感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触觉判断方位。水下作业的危险系数因此被大大提高。在一次水下作业中，队员张辉因为看不见水压表和氧气表，直到氧气耗尽才匆忙浮出水面。队员孟原召在黑暗中错把拉送文物的拉送绳当作了出水绳，结果被队友从海底飞快地拽了上来。“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羊泽林说。

　　考古队员们害怕的是一种称为“减压病”的病症。这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潜水病。由于长时间的深水作业，肺部已经习惯了高气压，过快浮出水面，气压突降，大量氮气会迅速充斥血液和细胞，形成气泡，严重的会导致肺炸，即使轻微的也容易落下终身关节疼痛的毛病。

　　“在屿头岛的卫生所，来看关节病的人特别多，”羊泽林说，“因为渔民们不懂这些，一味延长水下作业时间，在氧气耗尽时才快速出水，落下了后遗症。”

　　当天，张辉被直接送到福州市医院进行“减压病”检查，而孟原召不得不在8级的风浪中重新下潜5米，做减压治疗。

　　栗建安在会上开始反复强调安全问题。为了确保安全，他规定，队员每次最多只能在水下停留40分钟，每天最多只能下水3次。这20多位考古队员几乎构成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全部力量，任何意外都将对中国水下考古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但是队员们都知道，在深海中危险常常是意想不到的。当风浪相对较小的时候，附近渔民也纷纷出海，很多渔民偷偷采用被明令禁止的土法炸鱼。由于声音在水下的传播速度是陆地上的4倍，对于在深海中难辨声源的队员来说，爆炸声无异于耳边一声惊雷。几位队员的耳膜被不同程度地震伤，以至出水之后仍然耳鸣不断。

　　11月30日，抽沙工作基本完成。考古队员对抽沙发现的船体遗迹做了测量记录，并对发掘的部分水下文物进行了研究记录。他们继续扩大搜索范围，试图寻找船体的其余部分遗骸和遗物。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平稳进行，水下文物也开始陆续出水。目前考古报告还处于编纂阶段，但队员们已经体会到了收获的快乐。从发现到发掘，他们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风雨雨。

　　“幸好，这次我们发现了不少好东西，”羊泽林说，“这是最大的安慰。”

　　解码沉船

　　截至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平潭大练沉船遗址共出水完整瓷器和碎片主体千余件。如果算上大量现有条件下无法复原的瓷器碎片，这次考古发现丝毫不逊于从前的“碗礁一号”。

　　12月3日，是考古结束的倒数第三天，队员们早上8点即出海赶低平潮。这一天上午，队员欧东海和邓启江从东基线附近打捞上来一批完好的青瓷大盘。它们紧密地排列在陷入淤泥的船舱底部，显然历经风雨还保持着装船时的原状。由于泥沙坚实，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用水枪对瓷器进行剥离，终于使几十件青瓷器重见天日。

　　和上一次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水的青瓷器形制更大、胎体更厚、装饰更粗犷，但釉质和纹饰不如“华光礁”瓷器润泽、细腻，有明显的玻璃质感。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认为，这是表明元代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把粗犷的风格带进了陶瓷工艺。由于当时的蒙古帝国地跨欧亚大陆，波斯、阿拉伯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中国传统制瓷业。

　　这次沉船中还出水了高足杯、双系小罐等物，从花纹样式看，具有明显的阿拉伯风格，并且都按照当地习俗加有盖子，栗建安说，这很有可能是为阿拉伯富商特别订做的。在船舱后部，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些青瓷盖罐。出水后发现，其中一个罐高32cm，为元代流行的瓜棱荷叶盖罐。这只盖罐短颈鼓腹，附荷叶形纽盖。通体饰以翡翠色瓜棱形纹样，胎质坚硬厚重，堪称元末明初龙泉窑的佳品。

　　除了瓷器，沉船中还发现了手镯、腰带、妆镜、胭脂盒等物，甚至还有一尊小型观音像。队员们由此推断，当时的船员里有人信奉佛教，而手镯、腰带的纹饰具有西域特色，说明船上可能有波斯或阿拉伯商人。

　　栗建安说：“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元代是最好的，有很多波斯或阿拉伯商人都愿意坐中国的船，因为船大，速度快，安全系数也比较高。”

　　不过大练海底这艘木船因何沉没，考古队员目前还不能给出确切答案。“最大的可能性是触礁，”栗建安说，“因为离船沉没处不到200米就有一处暗礁。”

　　经过考古队员的考察测绘，他们发现，沉船残长7米，残宽4米。考虑到船头船尾已经消失，羊泽林推断，沉船的长度应该在18米左右，按照当时的造船水准，属于中小型运输船，不大可能从事去往西亚的远洋航运。另外，出水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质量平平，栗建安推断，这艘船很有可能是顺闽江水道而下，去往东南亚转口的。在东南亚，一部分质量差的瓷器就地销售，精品则再转船驶往西亚地区。

　　栗建安说：“当时的波斯商人从事珠宝贸易，家财万贯，他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特别高。”

　　同时，一些历史学家也期待通过这次考古，进一步勾勒出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在以往的史料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普遍被认为是泉州和广东各港，大诗人韩愈就曾有“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之句。但平潭大练沉船和“碗礁一号”的相继发掘，让历史学家们开始考虑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问题。

　　如果没有盗捞

　　12月4日，考古队员冯雷、陈浩等4名队员护送第一批文物返回福州。看着装了整整一车的瓷器，队员们既兴奋又疲倦。

　　在这次发掘中，除了被盗捞者丢弃在表面的瓷器碎片，大部分出水瓷器灿烂如新。这是因为在运送时这些瓷器都带有包装，之后又被埋入海底淤泥中，几百年来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所以釉面几乎没有任何磨损，仿佛刚刚出炉。

　　不过，如何保护文物仍然是考古队员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过700多年海水的浸泡，每一件瓷器都必须马上放入淡水中浸泡，以使文物脱盐。

　　栗建安说：“你别看这些瓷器表面上光洁如新，其实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一部分盐分会一直渗透到釉彩的瓷胎里面。如果不完全脱盐，过不了多久，釉彩就会脱落。”

　　考古队员朱滨说：“以前我们从盗捞渔民手上收缴回一些瓷器，因为不会保养，这些瓷器都出现了釉层凸起的问题。”不过他也承认，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瓷器，彻底脱盐并非易事：首先需要找到足够大的水池，其次清水需要逐渐置换，置换过程可能长达3-6个月。

　　“最好的保护措施还是在水下，” 林果认为，“如果没人去盗捞，沉船将是全世界共同的财富。”而这或许是考古队员们最大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