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按手印发誓不将包产到户说出去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