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调整显著改变社会意识

　　改变·社会

　　记者 炫风

　　采访嘉宾：黄涛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厉新建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不能单用经济衡量假期

　　南都周刊：1999年黄金周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为了促进国民消费，扩大内需。这次调整假期，对黄金周影响国家运作的经济成本和收益的估算也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旅游业更是屡屡成为被提起的对象。

　　黄涛：我认为黄金周在经济方面的贡献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旅游资源就被过度利用了，交通方面也有不堪负荷的状况。不过随着经济发展，旅游点、旅游方式会多起来，不坐火车坐飞机也可以出游，我认为这不是黄金周调整的根本问题。

　　南都周刊：那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黄涛：是不是需要用这个黄金周来拉动经济？1999年的时候要拉动内需，对国家来说可能是迫切需要的，但现在国家不是很需要了，有些消费反而还要抑制，我这里是把往外扔钱的行为都叫消费，大家都不存钱了，包括人们买股票、买房地产等等，国家都在调控了，那么黄金周的经济意义也至少算是可有可无了，节日和假期还是得继续给，但不能给那么长的假期了。这是通盘考虑的一个方面。

　　厉新建：对于“传统黄金周形式带来的旅游消费等等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这种说法，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在人们的消费生活中，最终的消费选择不仅会受到可自由支配收入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的约束。闲暇时间是否可以得到保障，其实是决定现实消费是否会发生的关键，俗点说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即便有钱也很难消费。所谓近年来黄金周消费下降不能简单归结为假日制度的问题，可能还要看是否有其他社会制度安排限制了消费，比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黄涛：我觉得这次调整的主要着眼点不是经济，主要还是要借放假来弘扬传统文化。我在参加讨论的时候能感受到决策部门的侧重。

　　厉新建：这次节假日制度的调整，其实也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对公民休息权利的理解和尊重。论证方面，还是经济方面的思想在起主要作用。黄金周取消后增加了一天，但并不等于增加了休息权。休息权和休息消费权是不一样的，有权就会给你选择，消费者要选择权利，如果只给你两天和能给你七天的时间，你选择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家族为单位的聚会大大增加

　　南都周刊：历年来对黄金周的抨击很多，除了从经济角度，从文化、文物、传统民俗等角度出发的说法也不少。但这些考量很难形成量化的说服力。

　　黄涛：对，每年都有专家在谈，但这次调整有个主要的契机，或者说一个刺激因素，就是端午节被韩国申报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里涉及到了文化主权问题，这对全体国民来说都是一个刺激，不管你是算经济账或者文化账的。对上层来讲，这件事给他们的印象很深，然后又有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这个，相关部门也有派出专人去调查这件事。

　　既然经济上的需要已经不是节假日调整的主导因素了，把7天黄金周拆散，分配给几个传统节日，也是顺其自然的。从这次政策出台说明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传统文化为主导的逻辑。

　　南都周刊：说到这次“七变三”，它会给人们的休假带来什么直接作用？

　　黄涛：之前，清明节我从来没有回家去扫墓，在我老家河北，端午节基本上也是不过的，没什么活动。中秋节，我会带家人到岳父母家吃饭，但因为第二天上学上班，过得很紧张。我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给清明和中秋两个黄金周，这次只是清明、端午、中秋各给了一天的假，这是不够的，除非加上周末调休合成三天的小长假。这些小长假使以家庭、甚至家族为单位的聚会或者外出休闲机会大大增加，因为过去讲究团聚的传统节日并不放假，一个要上班一个要上学的很难凑齐。

　　厉新建：假日的一些新的消费方式肯定会出现，休假制度的调整可能会扩大这些消费方式的人群规模。比如我国很多大城市中的郊区徒步、溯溪等消费方式。

　　过节要把公共活动做起来

　　南都周刊：“七变三”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民俗的重建，会有什么帮助？

　　厉新建：我觉得黄金周过去的最大作用是促进了人们对休息、休闲权利的认知和认识，这种社会性认知的改变也带动了社会的旅游休闲需求的发展，有助于各地通过这些流动的需求来挖掘本地文化。我想任何文化都会有它的生命力演进规律，我们需要尽量去延续它的活力，但是任何需要加以保护的文化似乎其前景都值得担忧。以前没有规定放假，但人们不会不过中秋。传统节日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增加为法定假日了，可能因为多了两天时间，人们还会去城市周边的景点游览、休闲一番。

　　黄涛：从圣诞节在中国红火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只要有引导消费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就算我们自己不去弘扬，商家也会主动弘扬这几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关键是国家把这几个节日郑重化，给它放假，自然有力量去推动它重建。

　　南都周刊：韩国的端午祭，人们聚集在当地的公共空间，譬如广场什么的，有很多活动。这是不是它引起注意的一个因素？

　　黄涛：对的。我们的传统节日跟西方的不太一样。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一向以家为单位，过节的方式也重视家庭团聚，在家庭内部来搞，公众活动比较少。但是，华人到了海外，和当地过节方式适应后，也在中国传统节日在公众场合搞出很多隆重的活动，结果有些外国人也开始跟着过春节了。外国政府在节假日的公共管理方面舍得下本钱，但我们的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公共安全。

　　我很关心新的假期能否过得热闹起来。其实我们古代过节有很多浪漫、轻松的传统，譬如灯会，或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踏青，亲近大自然的放风筝、踢毽子等公共活动。后来传统节日加入了伦理道德、家庭教化这些东西，人们过节就是吃饭、送礼物、家庭团聚，但西方就不是这样的，它之所以吸引我们的城市青年、白领，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好玩的公共活动，浪漫轻松，而不需要在家里听礼数教诲，或者被其它意识形态压制。只要我们能沿着西方节日这些经验把节过起来，把公共活动做起来，很快传统节日和它们的民俗就会被重建，国家层面关心的事情，譬如中秋申遗等事也可水到渠成了。

　　南都周刊：很多过节、乃至过普通休息日的生活方式都是由商业推动的。因为经济目的而给我们长假，因为商业而复苏或建立新民俗，而我们从中获得了休息与休闲的权利。

　　黄涛：“文革”期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除夕和初一都要下地干活，但大家骨子里都是想休息过节的，出工也是磨洋工。1980年代以后，很多休闲商业就起来了，夜总会、卡拉OK、旅游团各种各样的都出现了，传统节日和民俗也会这样起来。

　　厉新建：始终，假期对社会意识的改变还是非常显著的。休闲消费的风尚不断调整，现在很多外资企业中的白领可以通过积累假期的方式相对自由地获得长假期，自由安排休闲旅游；人们对休闲消费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变化，徒步、穿越、攀岩、野营这些新的东西……，归根结底，如果没有休假制度的调整和自由度的话，很难想像我们能过这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