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称大学低学费致富人搭穷人便车(图)

　　“打倒富人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要为穷人做事，解除他们的困难，这个社会就好了，我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可是我感觉这个社会正好相反，是为富人办事的多，为穷人说话的多。这样为富人办事又有利，为穷人说话又有名，大家都奔着这条路去了，当然为穷人说话要说，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帮到他们。”茅于轼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茅于轼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50岁时创立择优分配理论，被称为“微观经济学的中国版本”。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1993年参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理事长，现为该所常务理事。

　　1993年起，在山西创办“龙水头村民互助基金”，具有尤努斯乡村银行特征的小额贷款试点开始摸索中国特色。2003年，74岁时又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去年在本报的评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发诸多争议，近日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度评论，1月5日茅于轼在做客广州“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又一语惊人，表示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以增加更多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也赞成电费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补助穷人。此言一出，互联网上又引起一片争议和谩骂声，茅于轼何出此言？他如何看待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带着这些问题，茅于轼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

　　提高学费是为了只补助穷人国家补贴不该给交得起学费的人。要提高学费，让交得起学费的人自己承担，多出来的钱，拿来帮助穷困的人。你要扩大能够享受补助的范围，办法就是提高收费

　　南都：茅老，这两天您关于赞成大学收费提高的理论，引起非常多的争议，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茅于轼：我看到了。很多人认为学费不能涨，国家应该补贴大学，但是国家补贴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其实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纳的税。

　　南都：关键是现在国家补贴给高校的钱并不多。

　　茅于轼：那是不是国民纳的税太少了呢？

　　南都：我觉得主要是分配的问题。

　　茅于轼：这话不错。国家收的税，很多用得不合理，这涉及到很大的问题了，不光是学费的问题了。现在学生学费的问题，国家是给补贴的，平均下来看，一个学生一年自己交的学费是7000块钱，国家补贴的是14000块钱。

　　南都：你觉得国家不该补贴这14000元？

　　茅于轼：这14000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重复了一遍），是老百姓纳的税。在现有的条件下，这14000元补贴给谁，这是个问题。补贴给教育是应该的，这没错，但是补贴给谁呢？不该补贴给交得起学费的人，而是补贴给交不起学费的人。这部分人，如果钱多的话，应该照顾得更广一些。所以要提高学费，要让交得起学费的人自己承担。这部分多承担的钱，拿来帮助穷困的人。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讲得很简单，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南都：大家之所以反对涨价，一个现实就是，觉得上大学费用吃力的并不仅仅在于你所说的10%-20%的比例，更多的工薪阶层是在勉强支撑一个孩子的大学费用。对他们来说，又是补助和救济的真空。

　　茅于轼：你要扩大能够享受补助的范围，办法就是提高收费。

　　南都：那你觉得补助的范围有多大才算合适呢？

　　茅于轼：这个我没有研究，但这是一个方向。从原则上讲，就是穷人想要得到更多的照顾，那么必须刹住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南都：现在来讲，补贴的钱能不能公平地到达需要帮助的人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茅于轼：这就需要一个公平的办法。

　　南都：要想找到这个公平的办法，是个难题。事实上，很多受到照顾的，并不是穷人，而是有特权的人。

　　茅于轼：举个例子，还是供电的问题，穷人用30度电，富人用300度电，现在供电价格不涨，甚至下降的话，谁得到好处了？还是富人。取消了富人的用电补贴，政府就可以把这些钱拿来补助穷人。穷人现在最低的生活标准是300元，可以提高到400、500元。

　　南都：可能这是个比较理性化的想法，实施起来却很容易变形。比如拿到助学金的人，可能是某些权力阶层的亲戚。

　　茅于轼：这是很浅显明了的，我们需要改进实施的办法，但是道理是不会错的。

　　旁白：茅于轼先生最近备受诟病的，还有他在本报发表的评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在文章中写道：“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此文发表后，激起一场风波和激辩，并被南方周末评为2007年度最受瞩目的评论之一。

　　我为什么“要为富人说话”

　　打倒富人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要为穷人做事，解除他们的困难，这个社会就好了，我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但现在的社会正好相反，是为富人办事的多，为穷人说话的多

　　南都：这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在你意料之中吗？

　　茅于轼：没有预料到。

　　南都：那你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的贫富矛盾需要缓解，那么我们需要为富人说话，因为打倒富人是没有好处的。一方面我们要为穷人做事，解除他们的困难，这个社会就好了，我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可是我感觉这个社会正好相反，是为富人办事的多，为穷人说话的多。这样为富人办事又有利，为穷人说话又有名，大家都奔着这条路去了，当然要为穷人说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帮到他们。

　　南都：那你感觉为什么文章一出，引起的反弹会这么大？

　　茅于轼：剥削理论害人。

　　南都：为什么大家会对富人这个字眼这么敏感？

　　茅于轼：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南都：你觉得有人想打倒富人，有这样的人吗？

　　茅于轼：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还有人想回到过去的时代。民粹力量跟我们过去的历史有关系。这是非常大的危险。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从逻辑上讲，肯定是有关系的，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南都：之所以这么多人反对为富人说话，也说明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茅于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说的不可避免是这样的：农民靠土地能有多少收入？进城打工，收入就会提高，大的差距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农民内部差距不是很大，城市内部差距也不是很大，但是两个放在一起，差别就是很大，这是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慢必然造成的。

　　南都：你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社会贫富差距巨大，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造成的。

　　茅于轼：你说的也不见得错。我们不能说所有政策都是对的，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不能说跟政策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认为是主要关系。主要关系是农村收入低，城市收入高，中国有七八亿农民，全变成城里人是不可能的。最近这些年有2亿多人变成了城里人，这已经了不起了，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有这么迅速，在农村还有7亿人，他们收入就是低的，你有什么高招？你没有高招，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开保姆学校，让他们尽快进城，这是一条路子，还有一条路，就是把富人的钱没收了给穷人，这条路显然不能走。

　　南都：你觉得哪些方面，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茅于轼：大家痛恨富人，痛恨的不是正当的富人，比如姚明，他很有钱，可是我们还爱他，我们恨的是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些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南都：大家激烈地反对为富人说话，也因为现在的很多富人都是有问题的，或者是依靠权力的。

　　茅于轼：确实很多富人是来路不正，但是我不认为是大多数。这么多汽车，这么多房子，买的都是有钱人，但是他们都是贪污腐化的？我不这么看。贪污剥削创造不了财富，只是财产的转移。

　　南都：一个现实是，真正能伤害富人利益的往往是权力，是朝令夕改、不公正透明的操作等等。

　　茅于轼：我的意见是两种力量都有。

　　旁白：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老人，近年还身体力行，做了两件备受瞩目的扶贫试验，一个是从1993年开始在山西吕梁山区进行小额贷款扶贫计划，另外一个就是2003年在北京通州创办富平保姆学校。学校的使命是对从山西农村来的女性进行家政服务方面的培训，并负责给学员们安排工作。而最近，这所学校卷入的一场官司却让茅于轼陷入困境。一服务员因看护不当，导致两岁的孩子从客厅里的沙发上掉到地板上，头部受伤，到医院急救，次日不幸身亡，被孩子家属告上法庭。不久前二审判决，富平家政要赔偿4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