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坦承仍然在干犯法的事情

　　家政官司我们败了，但保姆学校很成功

　　如果省事的话，我们宣布破产就完了，不用赔偿了，但这么一来，社会后果很不好。我们讲的是全社会的损失最小，那么只能赔了算了

　　南都：富平家政的官司前不久二审判决了。

　　茅于轼：我觉得赔得太多了，第一笔款已经付出去了，20万。本身家政服务公司结余有十几万，我们创办时有个救援基金有10万元，是我们几个创办人捐的，我们拿出来用了；后面还差十几万，我们几个大股东准备分摊了，柳传志给了我一万，张维迎给了一万。

　　南都：这个学校还会继续办下去吗？

　　茅于轼：还是办。这个学校注册资金是30万，家政服务公司是3万块，现在打官司的是家政公司，如果省事的话，我们宣布破产就完了，不用赔偿了，但是这么一来，社会后果很不好，60多个员工要失业，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保姆和客户有几千份合同，公司一破产，合同怎么履行？我们必须维护她们的权益。我们从来没有刁难没有克扣她们的工资，星期六星期天组织她们学习，充电，她们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去年中秋节的时候，一下子回来600人，现在破产了，她们怎么办？我们只能赔。

　　南都：通过这件意外，你自己有哪些思考或者说反思呢？

　　茅于轼：这个问题我想过，也跟人讨论过，很多人说你可以找保险公司，下次出事找他们，其实这是错的。保险公司做不了这个事情，保险公司只能做到死一个人赔多少钱，比如坐飞机死亡赔多少钱，但是我们这里是不确定的赔偿，保险公司不会做。说到底只能靠法律和法官，法官的公正处理，关于我们负多大的责，赔多少钱，碰到问题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一个煤矿工人赔20万，30万，那么一个孩子死亡了该赔多少钱？很多人说人都死了，赔多少都应该，这是不负责任的话，解决问题必须有个计算的依据。现在是用矿工的赔偿办法，但是矿工已经投入完了，用孩子未来能赚多少钱的办法，却没有计算这其中的投入。

　　南都：很多人用“陷入困境”这个词来形容现在的保姆学校，你的看法呢？

　　茅于轼：官司我们失败了，但是保姆学校很成功，而且非常成功。现在为客户服务的保姆还有2000人，北京有20万保姆，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出，而且赔偿数额这么高，风险如果要让学校和保姆公司承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像这次的事情一出，北京的家政公司都要关门了。我们不能关门，因为我们看重这个学校的社会效益，我们讲的是全社会的损失最小，那么只能赔了算了。

　　犯法的事情，我仍然在干

　　小额贷款吸收贷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说你们没有理由停我的，利国利民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停止它

　　南都：那你个人是怎么看待保姆学校这个试验的？

　　茅于轼：我做这个事情收益大于我的投入。我想，如果你想要做广告，最好的就是做慈善，我做这个保姆学校和小额贷款，最初的想法就是投入一点钱做起来，看一看，能不能用市场的手段发展起来，一共花了不到50万块钱，却得到了很好的收益，大家给我的支持和承认很多。

　　要有这份心是最重要的。我们碰到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正确的东西一定会成功，我是敢于突破老的观念的，到现在也是这样，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南都：你指的犯法的事是什么？

　　茅于轼：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说你们没有理由停我的，利国利民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停止它？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银监会的主席也去看过，自己还捐了1500块钱去做。（笑）

　　南都：（吸收存款）你还在做？

　　茅于轼：还在做。

　　南都：这就是“非法集资”吧？

　　茅于轼：对。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只允许自己的钱放出去，能有多少钱可以放呢？而且老百姓有存款的需求。因为怕出事，我把吸收存款的量控制了，但是老百姓有意见，你为什么不要我的存款？

　　南都：小额贷款吸纳存款的问题，关键在于谁来监管这些钱？

　　茅于轼：这是个问题。我的主张就是不是看它担保什么，而是看事实，比如你头三年不能吸收，第四年可以少量吸收一点，再过多少年可以自由吸收。这个要由银行监管。现在关键在于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合法的。现在我们有130多万贷款发放出去，我们自己的钱只有30多万，其余的钱都是客户存的钱。

　　南都：这个模式可以推广吗？你茅于轼做的小额贷款有信誉，可以让农民放心存款，但是换了一家机构来做这个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我们很难放心它把这个钱用到哪里去了。

　　茅于轼：很容易推广。这是办任何企业都会碰到的风险。现在只贷不存的话，应该交给工商局去注册，不该交到银监会去注册，这样大量的资金就出来了。而且最莫明其妙的是对股东的限制，套用的是对银行的限制，这就搞乱了。银行是不允许有一个大股东的，因为这样就容易把别人存的钱调走了，所以要互相监督，但是现在小额贷款，只贷不存，它也要限制不能有一个大股东，这就是很不合理的。现在全世界小额贷款的实质，就是高利贷的合法化。但是小额贷款成本很高，因为我们放出去一笔款，往往只有几千块，不像银行一笔就是几十万，相差一千倍。这样小额的管理成本就很高，又不让吸收存款。

　　南都：小额存款的合法化一直是你的愿望，现在看来，它还有多远？

　　茅于轼：这个我不知道，前几年我就说有可能（很快），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不过可能性越来越大，道理很简单，尤努斯推动了中国（小额贷款发展）。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

　　南都：做犯法的事情，你不害怕吗？

　　茅于轼：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南都：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的言论经常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谩骂，你在乎别人怎么评论你吗？或者说，一个学者怎么看待公众的舆论？

　　茅于轼：学者和公众人物是两回事。政治家是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他是吃这口饭的，他没有隐私权，但是学者是做学术的，他对公众发布的，只是他的研究结果，这是他的社会责任，但是迎合大众不是他的责任，他不考虑公众的反应，他考虑的是学术的真理。

　　南都：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茅于轼：我能做到。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争议呢？（笑）

　　南都：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派。

　　茅于轼：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

　　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本报见习记者 钟锐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