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坤打通上海权贵之门

　　慈善状元

　　外来者张荣坤一举确定了慈善扬名的入沪方略，更深谙曲径通幽的攀附要诀

　　“对我来说，捐个一百万，不过意味着今年少换一辆车，少买一套房。”2001年初，张荣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上出手200万元、拿下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状元”，然后以外省年轻富豪姿态出场，有如此说。其时，上海私营企业尚处于财不露白的低调状态，外来者张荣坤一举确定了慈善扬名的入沪方略，更深谙曲径通幽的攀附要诀。

　　由于坐庄海欣股份，2001年，张荣坤只是小试慈善牛刀。待到2002年深陷股市泥沼、不得不转换猎取目标直指沪上高速公路时，张荣坤捐赠数字如火山喷发，一举跃入千万级别。

　　2004年12月，张荣坤入选中华慈善总会评选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慈善人士。评选公示材料称，张荣坤十多年来，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3227万元。其实，几乎全部捐赠额，均发生在张荣坤入沪以后，特别是在2002年染指上海路桥股份以后。

　　一则《解放日报》2003年初的消息则称，张荣坤“近年来”共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2250余万元。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张荣坤2002年以福禧投资名义对外捐赠额高达2706万元，以至于企业竟亏损486万元。根据胡润中国大陆慈善家2004年排行榜，张荣坤以2003年捐赠900万元名列第31位。

　　到了2004和2005年度，张荣坤捐赠势头有增无减，分别为2400万元和3800万元(据胡润中国慈善家排行榜)。截至2006年夏天案发前，张荣坤出现在媒体聚光灯前的时机，无一例外地与慈善捐赠及公年初益活动有关。

　　与出手凌厉的捐赠相随，是这位外来商人沪上社会地位的节节高升。早在2001年，张荣坤就成为上海长宁区工商联常委。同年7月，上海市人大、市工商联负责人到长宁区民营企业调研，“重点探访沸点投资的融资问题”。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此外，张荣坤还曾荣获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进个人等多项政府嘉奖。

　　起诉书称，2004年，在秦裕的帮助下，张荣坤获得“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这是中央统战部、发改委、人事部、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设立的一个针对非公经济人士的国家级奖项。与张荣坤同批获奖的，还有王均瑶、郭广昌等沪上知名企业家。

　　张荣坤所获最显赫地位，当属2002年间以29岁之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等职务。有意思的是，因为要掩盖资望太浅而窜升太快，张荣坤将自己在全国政协委员简历上的出生时间改到了1968年，比自己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大了足足五岁！

　　以全国政协委员之身往来京沪，张荣坤自然将关系网织到了北京，行贿王维工就有八次发生在这里。其他布局亦已启动。

　　2004年-2005年间，张荣坤投资约 4亿元参与中国再保险集团重组。包括投资1.968亿拥有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11.03%的股权，投资1.68亿持有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10%的股权，投资2000万元持有中再资产管理公司9.9%的股权，投资1545万元持有中国保险报业公司15%的股权。

　　在此期间，张就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项目，再现当年入沪先入学的一幕。2006年3月，福禧投资还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亿元短期融资券，成为第一家发行短券的民营企业。

　　与张荣坤同为政协委员、青联常委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亦在任内获张赠送10余万元现金，并因此落马，最终因重婚罪受刑。这一款项虽以礼金而非贿金论处，但张氏在全国政协委员、青联常委平台上广结善缘，可见一斑。

　　不过，张荣坤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充分展开。与2000年底决心入沪不同，此次他并未决心北上。直至垮台，他的重心始终在上海。

　　“公路大王”

　　2002年1月，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在收购上海路桥一事中予以关照，陈当即表示支持

　　早期动用国有资金炒股，张荣坤虽然长袖善舞却也一直低调。至2001年熊市难起，他于次年春天又以上海“公路大王”身份横空出世，格外高调起来。

　　此前半年，张荣坤经韩国璋结识时任上海城投总公司(下称上海城投)高层，了解到上海城投有一条公路要“处理”。城投方面称已与浙江方面谈判，但也欢迎有实力的江苏企业加入竞争。

　　这条要“处理”的公路，即指上海城投下属上海路桥发展公司所持的沪杭高速上海段经营权。

　　张荣坤志在必得，并动用了竞争者无法企及的高层关系。

　　“2002年1月，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

　　起诉书中的这段细节，为张荣坤上海发展的最大转折“画龙点睛”。由于张此前在人脉和慈善两方面的充分铺垫，陈良宇此时的表态亦显得“水到渠成”。这顿饭之后，其他各路竞争者纷纷铩羽而归，其中就包括来自北京的华闻控股；其当家人王政由此决心与上海本地势力结盟，最终亦于上海社保案中折戟。

　　同年2月，张荣坤成立福禧投资，由沸点投资、南京禧福、自然人时文绮、沈嘉健为股东，注册资本5亿元(后增资至10亿元)。

　　2002年3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一号贵宾厅，市政府秘书长姜斯宪主持了上海路桥发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仪式，陈良宇出席，相关委办局领导也悉数到场，场面极为盛大。

　　《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上海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将所持有的99.35%路桥公司的股权，以人民币32.07亿元转让给福禧投资。后者支付现金10.15亿元，承担原上海城投对上海路桥21.92亿元的长期借款担保责任，并负责借款本息偿还。有关收购款项，则可于2002年分三次支付。

　　消息震动业界，此前藉藉无名的张荣坤和成立方才一月的福禧投资，自此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公路大王”。

　　根据上海市技术产权交易相关指标，上海路桥转让前评估总资产37亿元，负债总额为23.3亿元，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为13.7亿元，按照福禧投资股权计算，对应资产价值也在13.6亿元。

　　案件起诉书称：“此笔交易实际支付10.15亿元，获得了最低价值13.36亿元的上海路桥股权。陈良宇违反决策程序，在没有充分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上海城投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公司99.35%股权转让给福禧投资。”

　　张荣坤在这宗交易上获利，绝不仅限于价格上的些许优惠。福禧投资实际上用杠杆收购方式，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经营权纳入囊中。

　　公路项目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就是链接张荣坤在股市黑洞中几乎断裂的资金链。

　　2002年8月，福禧投资再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获得100亿元本外币融资额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资料显示，福禧当年即从工行获得短贷6亿元。

　　张荣坤10亿元收购款的另一来源，则正是上海社保资金。起诉书称，2002年夏，经韩国璋、韩方河介绍，张荣坤认识了时任上海社保局局长的祝均一。当年10月，张荣坤就从上海社保局处拿到了第一笔2亿元的借款，并“按约定给予祝均一、韩国璋、韩方河回报”。

　　2003年3月20日，上述所贷2亿元被存入亚洲证券上海常德路营业部，随后以张樱、周卫明、时文绮的名义开出三张本票，共计1.7亿元，以股东增资名义转入沸点验资账户，欺骗工商行政部门使公司注资达到2亿元。在此过程中，王永德负责资金调度，周卫明负责办理具体的验资、增资手续。由此案涉虚报注册资本罪。

　　此后，张荣坤以高速公路为融资工具，又累计拆借34.5亿元的社保资金，并引发社保大案。此为后话，但其获地方高层支持得手路桥股权在前，谋取社保资金在后，当属无疑。

　　超级权贵资本

　　相比其他权贵资本，张荣坤更有银行贷款和社保资金一明一暗两条融资渠道，杠杆率大为提高

　　知情人士称，2002年张荣坤收购上海路桥，确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政策背景——“王维工、秦裕等人根据高层的意思，让张荣坤等人首批运作，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协助。因为当时先知先觉者已领会到有关政策，可以在这个领域做些尝试。”

　　起诉书提到，时任上海市长陈良宇秘书的秦裕，对福禧投资取得沪杭高速经营权、嘉金高速BOT项目提供了帮助。

　　上述政策信息，在2001年12月原国家计委颁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中已然透露。文件首次提出：“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

　　在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同样适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道路、桥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同期，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规定，来沪投资企业参与“一城九镇”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经营，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开放政策之前，国内公路历来以国营主体“贷款修路，收费还贷” 的模式建设，在引进外资和民资的背景下，便发展出相应的BOT和T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是指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政府。

　　TOT方式则是将现有已建成的设施转让给投资者，国营主体收回资金投入新的建设。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项目的建设过程，避开了BOT方式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矛盾，如建设成本超支、工程停建或者不能正常运营、现金流量不足以偿还债务等。有些项目可能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但同新建项目相比，风险和矛盾有所降低。

　　但事与愿违。在高速公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强势干预，黑箱操作，公开公平竞争环境难以形成，“民营化”实验迅即成为官商勾结的场所，高速公路或同类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演变为权贵资本融资工具，案例频发，教训深刻。

　　本世纪以来，各地公路经营权转让频现内幕交易。贱卖问题之外，一些民营业者挪用建设资金，虚增建设成本，最终收买政府官员延长公路收费年限。2006年11月，交通部下文，要求各地政府在国家新的《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颁布实施之前，暂停还贷公路收费权益转让，而新的《办法》迁延一年，至今并未出台。

　　上述政策的现实困境，在张荣坤握有的两条上海高速公路上体现得甚为典型。收购上海路桥，实为TOT模式。由于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为已建成公路，资产负债比例也达到了70%的银行政策线，因此张荣坤只能以改扩双向四车道为由，每年向工行申请约五六亿元规模的短贷。

　　作为上海市重点工程的嘉金高速，实为BOT项目。就在上海路桥转让当年，张荣坤借道上海工投，实际控制了新建项目嘉金高速。按2002年9月18日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对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的批文，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元，其中上工投、上工新创、南京禧福的出资为4∶3∶3。其貌似国有控股民营参股，但上工新创为张氏控股，嘉金高速从开始便掌握在张荣坤手中。

　　截至2006年2月9日(最后一次工商变更)，嘉金高速注册资本增至14.72亿元，其中，南京禧福维持6000万元，占4.08%；福禧投资续增至14.12亿元，占95.92%。

　　BOT模式的嘉金高速一旦到手，张荣坤迅速打开了大规模银行贷款的通道。2003年，嘉金高速获工行17亿元短贷，次年转为27亿元长贷，张氏对外投资的大幕就此拉开。

　　对深谙此道者而言，新建高速公路项目非但可以获得承建利润，更关键的则是撬动巨额银行贷款。在多达数年的建设周期中，操盘者可巨额虚增在建工程及库存，套出建设资金实现对外投资。

　　相比其他权贵资本，张荣坤更有银行贷款和社保资金一明一暗两条融资渠道，杠杆率大为提高。收购上海路桥之初，由于公路经营权已抵押于工行，张荣坤只能以公司股权抵押拆借上海社保资金。据上海社保局当时一份风险报告认为，这种股权抵押模式存在权益不被认定、保证责任无法落实的风险，但祝均一仍为张荣坤大开绿灯。

　　经法院认定判决，祝均一收受的166万余元贿赂中，有131万元余元来自张荣坤，其中多数是通过妻女以财物方式获得。

　　通过上海社保资金隐形融资，张荣坤还得以隐瞒公司负债水平，此次其被指控欺诈发行债券罪，便肇因于此。

　　2003年之后，张荣坤从两条高速公路项目挪出短期资金，购买资产后再向社保抵押，资产规模如雪球般滚大。公司总资产由2002年的40.2亿元增至2006年6月底的136.22亿元，净资产也由12.47亿增至53.13亿元。

　　至案发时，“福禧系”公司对工行上海分行的贷款，贷款余额为61.34亿元，分别源自嘉金高速的27亿元长贷、路桥转让时承接的20亿元长贷，以及多年累增的十多亿短贷。对上海社保的贷款，也累积至34.5亿元。

　　三年间的高速扩张中，“福禧系”对外投资分布于金融、地产、基础设施及上市公司私募投资。其中包括：投资约4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关联机构的股权；购入华安基金20%股权；对家乡苏州投资近9亿元，购买沪嘉杭高速20%股权和城区两幅土地；此外，还在北京、上海各买了约1亿元房产。

　　张荣坤收益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当数上海电气赴港上市前的私募入股。在这场交易中，密友韩国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老朋友，新交易

　　有早年官商密友韩国璋、王成明们的主动逢迎，上海电气案使张氏账面获益10余亿元，付出贿金27万元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称电气集团)，是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业企业集团，也是上海最大的市属国资企业，2005年销售收入达到604.9亿元。2004年改制香港上市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上海电气，香港交易所代码：2727)，则集中了电气集团核心资产，2005年销售收入为344亿元。

　　2004年上海电气改制时，张荣坤早年密友韩国璋已出任电气集团副总裁。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也是张的老相识。2000年，张荣坤曾以旗下同创企业公司，代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从旗下上市公司广电信息(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37)买入持有800万股浦发银行法人股，此时，王成明即任广电信息董事长。

　　2004年9月，福禧投资出资10亿元，持股10.54%，成为第二大股东，上市后股份摊薄至8.15%，张荣坤亦出任上海电气副董事长。据韩国璋事后交待，张荣坤所出资金，有9.1亿元来自上海电气方面的借款。

　　2005年4月28日，上海电气登陆香港H股市场。以上市时股价计算，张荣坤手上股权已升值至15.8亿元-16.7亿元人民币，至社保案发时，这笔股权的市值更高达25亿元以上。

　　针对张荣坤的起诉书还透露，2005年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旗下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2345，下称上海集优)赴港上市时，张荣坤通过下属蒋位、张军注册东英集团有限公司、贝克科技有限公司、新诚国际有限公司，参与上海集优IPO配售获利。张荣坤从上海电气拆借资金数千万元，在香港炒股赚得1.38亿港元。

　　检方指控，就借款炒作上海集优事宜，张荣坤向王成明、韩国璋、上海电气原财务总监徐伟、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原副部长程彦敏共计行贿27.52万元。

　　在张荣坤高达3000万元的贿金中，区区27万元较之其十亿余元盈利几乎微不足道。接近案情的人士透露，在此过程中，王成明、韩国璋等人，因知晓以“公路大王”身份亮相商场的张荣坤早已今非昔比，背景愈深，遂主动逢迎，故在当时既有伙同张荣坤入股华安基金股份之举，亦有安排张从上海电气上市中获利之行。在对华安基金的收购中，王成明和上工投的王国雄，均为张荣坤和沸点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王成明最终以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死缓，不过他被认定受贿总额21万元，仅6万元来自张荣坤；而韩国璋所得610万余元贿款，有375万元来自张荣坤。

　　罪与罚

　　张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

　　经历2003年到2005年的高速扩张后，社保、银行双向融资已近百亿元的“福禧系”仍感资金压力。

　　2006年3月6日，福禧投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10亿元一年期短融券，发行利率为3.6%。这是国内首只由民营企业发行的短融券，一度受到基金追捧。

　　一种分析认为，此时的嘉金高速因建设资金失血过多，工程进展缓慢，原本预计2005年底竣工已无法实现。张荣坤就此筹划了第三种融资模式。亦有人士称，张氏坐庄海欣股份数年，2005年随资本市场进入最低谷，已有10亿元账面亏损需要填补。

　　无论如何，上海社保案在2006年7月案发，直接导致福禧短融券风险剧增。当年8月21日，该债券的信用评级被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由A-1降为C级，成为中国第一只“垃圾债券”。

　　彼时，“福禧系”主要资产已遭法院冻结，10亿元短融券投资者面对偿付风险。这也被业内人士普遍看作是中国债券市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信用危机。

　　据此次检方指控，张荣坤及福禧投资投资总监张军、董事兼运营总监王永德等，“向中介提供了虚拟的2002年-2004年三个年度的审计报告，虚增9亿元资本公积金和2005年上半年的报告，隐瞒了福禧投资向上海年金中心借贷30多亿元和上海禧天酒店向上海工业投资实业公司借贷4.5亿元股权质押的情况”，由此涉嫌欺诈发行债券罪。

　　2007年3月7日，在各方配合下，主承销商工商银行公告称，福禧融资券如期足额兑付了全部本息，其资金来源则未公开披露。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6年12月，配合调查的张樱恢复自由，由其主导出售了公司名下苏州的高速公路股权以及其他资产，偿还了10亿元短融券本息。资产售价较原购入价格均无甚溢价。

　　社保案发至今，各方消息显示，张荣坤名下资产已近乎清理完毕，但交易细节如司法审判一般秘而不宣。比如，上海路和嘉金高速两条公路股权据称已折抵社保基金借款，上海电气和中再子公司股权已由电气集团和中再集团各自平价回购。

　　在百亿元权贵资本的光环倏尔褪色之后，本是一介草民的张荣坤正在等待他的罪罚。上海社保案审判接近终局，已产生一个死缓判决，三个无期徒刑的判决，被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权贵十余人。不过，接近案件的法律人士称，张氏被控五宗罪名均非重罪，其最终量刑与一干受贿官员动辄无期、死缓的重典，或不可同日而语。

　　2006年夏上海社保案发，一朝而成的百亿元“福禧帝国”一夜倾覆。纵是身经百战的刑辩律师亦感叹，这位年仅34岁的资本新贵，18岁出道直至身陷囹圄，15年间过山车般的人生体验，非常人所能揣度。在这场官商勾结的大戏中扮演枢纽角色，对原本太湖之滨寻常出身的“小苏州”而言，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张荣坤现在一定已经有了答案。-

　　[稿源：《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