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林毅夫：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政经语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以“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改革”提出来后，在第一个10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绩。因为从1979年到1990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9.9%。那段时间，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翻了一番多了，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5.4%，12年的时间我们对外贸易额增加了5.6倍。那段时间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9.9%，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达到5.9%，城乡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

　　这样讲起来的话，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10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在缩小，可以讲说我们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实现了。

　　但是中国的很多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有这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可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在国外是相当有市场的。我们现在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周其仁：改革，不要哪儿问题严重了再改

　　政经语录：“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制度化试验，是推出的时候了。”

　　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给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而且饥荒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央严重的反应。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跟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广东的宝安县，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有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的条件。对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就像刚才林毅夫讲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里面问题严重了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的权利的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如果看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是有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应该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在公共地方，对企业来说排放有好处，排放污染物的代价是大家去承担而不是企业自身，所以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来界定，来界定得清楚。

　　钱颖一：未来的30年中国GDP总量可能超过美国

　　政经语录：“在今后的10年里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轨成功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并不是独一无二，它的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

　　如果日本以1950年为原点，而中国台湾以1958年为原点，韩国以1962年为原点，中国1978年为原点，还是同样的数据，只是把原点重新调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很令人振奋，也值得引以为自豪，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的30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未来的30年，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全球经济当中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这是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在后面可能还有印度。

　　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的GDP总量是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按照市场规律，只要假定如果未来的3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美国5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率每年2个百分点，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结论。

　　陈志武：一家好公司的收入就超过乾隆时的税收

　　政经语录：“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我很喜欢无锡尚德创业的故事，该公司2007年的收入是14 亿美元。中国实际上有几百个，至少几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规模的公司。我把它这个公司一年的收入跟乾隆盛世的时候朝廷所谓的国家财政收入做一个比较，到底谁多？按照银子的价格来算的话，因为乾隆中期1766年的时候，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白银，这是根据经济史学家做出的估算，按照今天白银的价格，相当于11.4亿美元，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到当时乾隆皇帝一年可利用的钱实际上还没有无锡尚德老总施政溶可以控制的多。

　　如果把无锡尚德的收入跟道光年间的情况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施政溶就更伟大了。1900年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政府一样的，19世纪后半期，朝廷加大了税收，增加很多的税，当时也是因为甲午战争以后赔款的数字很大，所以朝廷被迫要增加税收，到这个时候朝廷的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9千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21亿美元。

　　我们以前讲生产力唯一核心的推动因素是科技进步，但是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至少还有有两个其他的因素：发展思路和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