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问题将不再是两国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超越0.1%

　　这是全球仅有的两个10亿人口俱乐部的成员，中印人口之和达到25亿，占全球1/3，它们又是全球最大的两个邻居——边境线长达两千余公里。更意义非凡的是，它们都在专注于抚平昔日伤痕、寻回昔日荣光，目前分别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全球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

　　当两个大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并开始确立自信时，合作便成为理性的选择。“合作已不可避免。”辛格说。

　　这并不是辛格的个人选择。

　　1988年，年逾八旬的邓小平对44岁的拉吉夫·甘地说，“如果下一世纪有一个‘亚洲时代’的话，一定要等到印度和中国经济都发展了才能实现。”十余年后，将届八旬的瓦杰帕伊对胡锦涛说，“两国如果合作的话，这甚至可以让整个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而泰戈尔和尼赫鲁在20世纪初已经强烈表达了同样愿望。

　　龙象成为国际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词汇，两个与此相关的杜撰的新词也迅速在国际上流行。2001年，国际投行机构高盛公司的分析师创造出“金砖四国”(BRICs)一词，形容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其中高盛对中国和印度尤为看好，对后者更青睐有加。他们发布预测，认为到2050年印度将超过美国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而印度知名政治家兰密施则在2005年出版的新书中“冒险”使用“CHINDIA”一词，以表达在21世纪中印一体、共同利益大于战略分歧的判断。

　　国大党领袖索尼亚·甘地2007年在中国清华大学演说时称，“你们向世界证明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消除贫困、激发活力和释放社会、经济创造力是有可能的。你们成功地让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我们尊敬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与之合作的中国。”

　　未来的广阔前景，显然已远远将边界争端的重要性抛在身后。胡永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印中关系在决定国际经济建筑——WTO体系及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方面将非常重要。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核大国，能够影响核扩散的国家框架。它们也是两个仍然贫穷的人口大国，它们在与疾病——像SARS和禽流感——作斗争方面的合作将影响整个世界。印中合作的第一步是解决由1962年战争——一场让印中关系自此陷入不信任状态的战争——点燃的边界争端。”

　　虽然并未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但辛格的“有义务超越争端和问题”的表述，意味着边界问题将不再是两国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近年来，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明确了不把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原来印度觉得中印关系取决于边界问题。现在觉得，把这些问题放在那里，设定一定的机制和框架，把问题限定住，不要让问题影响和破坏其他领域的关系发展，是可行的。”“辛格访华，国内很多鹰派对他不停地批评，包括说他对中国低头啊，谈合作不谈问题啊，包括指责中国军队不停越过边境。印度国内也还有声音认为首要的是解决边境问题，但辛格所代表的主流政治家已经不再持有这种观点了。”中国国际关系专家傅小强评价。

　　印度媒体认为在中国表示支持印度竞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愿与印度合作进行民用核能开发是辛格的两大现实收获，但傅小强认为，辛格此次第一次提出中国是印度东向政策的焦点，对中国更重要。以前印度的东向主要指东南亚、日本，现在中国变成了东向的核心、焦点，就证明他之前的东南亚、日本、美国的战略合作，不是针对中国的。印度不会参加任何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这是他们释放出来的比较善意的信号。

　　即使在国际上公认的中印将激烈竞争的领域——石油，两国已开始更多地选择交流与合作而不是算计和拆台，中印石油公司甚至共同持有苏丹的大尼罗河石油项目的股权。

　　CHINDIA——中印一体

　　来到中国的印度人，都震惊于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有序，而到过印度的中国人都震惊于摩天大楼与贫民窟为邻、奔驰与牛车同行的城市景观。

　　中印呈现的不同表象，是否意味着他们选择了优劣有别的路径？许多人这样认为，其中一方认为中国将牢牢占据领先优势，另一方则认为印度虽然慢，但更稳固，更具可持续性。中国崩溃论和印度崩溃论都各有其信徒。西方世界把中印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范例，基于他们对民主政体的偏爱，他们一直期待印度能够以经济成功证明其制度的优越。

　　社会责任国际的亚洲总监马英去年曾访问印度，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不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是掌握在各社会阶层的手里。“我在中国再边远的乡村，也能看到政府鲜明、并不总让人欢迎的痕迹，但到了印度的村庄里，除了小学，政府无影无踪。NGO满山遍野，远比中国更职业也更敬业，但政府有太多事没有做。”

　　在他参观的小型制造业工厂里，工人们的工资比中国同行低30%-40%，远不如中国人勤勉，但他们的幸福感却明显更高。

　　已在中国生活5年的《印度教徒报》中国局主管Pallaviaiyar女士，也看到了一个同样复杂的中国，“充满活力，发展迅速，但在自由度和社会多元化方面却有不足。印度有太多的宗教，太多的民族，太多的语言。惟一使印度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办法，就是允许多元化，允许自由存在。如果一个政府要告诉人们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对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是行不通的。这也是印度能够独立并且成为一个国家60年至今不倒的原因。尽管印度可能很穷，不发达，但在表面之下，印度的深层政治结构非常强大。”

　　更多元的印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了“民主的陷阱”中，不得不将时间消耗在达成社会共识上，但一旦形成共识，不太容易改变；而更集中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耗费太多争论的时间便启动了改革，但后退或改变方向可能性也更大。

　　虽然目前中国的表现更炫目，但中印仍有同一目标需要达成：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人民福祉，最终赢得对贫穷、疾病和无知的战争。

　　卢锋不认为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印是战略竞争者。“我们谈论的不是在一个给定的市场规模内分羹的问题。大国增长时会创造需求。”他也不认为中印选择了不同的增长路径。在他看来，“选择加工制造，还是软件外包，这里有历史的偶然，但其基本逻辑都是寻找本国比较优势与全球化产品内分工带来的机会的结合点，并不是迥异的路径。”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印度成为“全球办公中心”，既得益于印度人的数学天赋和对英语的熟练使用，也源于历史偶然——印度软件联合会的人员告诉他，印度软件外包之所以成为全球明星，是因为1991年开始政府不管他们，而放松管制的原因在于当时外汇的紧缺，“如果我们能承诺两年内赚回四五亿美元外汇，就不再有许可证问题，可以尽管去做。”

　　但作为10亿人口的大国，都需要相对比较宽的产业链，否则不可能变成现代社会。中国需要加强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在这个领域仅相当于印度的1990年代，而印度更急切地要改变制造业的软肋，国内生产的消费品已无法满足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的需要。“近几年印度的通货膨胀显示，他们的供给不足，这很类似中国经历过的1980年代。”卢锋说。

　　印度的产业联合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可以从产业利益角度直接批评政府的财政报告，并对其能否在国会通过有影响力。如果中国有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就不会出现华为应对劳动合同法的现象，分歧在立法时就会被充分考虑。”

　　“这是两个处在不同增长阶梯上的大国，也是使用不同社会管理方式的大国，印度迫切需要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而中国在将来必将面临多元化社会的挑战，他们之间的互补性和可借鉴性是一个大课题，目前双方对这个课题的研究都远远不够。”卢锋说。“世界再次关注中国和印度，这种关注是关注中印一体，而非单独的中国和印度。”以这样的句子，兰密施推出了他的CHINDIA一词。而卢锋在访问印度后，立即建议他的MBA学员更多了解印度，“这虽然不会马上带来机会，但在未来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空间。”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发自北京　特约撰稿 张哲 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