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辛格访华：中印关系面临新机遇

　　龙象之约：超越喜马拉雅

    五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中印关系面临新机遇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正式建交。

　　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政府签署了包括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并成立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

　　2000年5月28日至6月3日，应江主席的邀请，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领导人讨论加强两国在电信、软件、银行和金融服务和IT教育方面的合作。

　　2008年1月13日至15日，印度总理辛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一份《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多项各领域的合作计划、一些尚未被官方证实的外交表态，1月16日，携多位核心内阁成员和数十位商业巨子而来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结束了三天访华行程，带着这些收获离开北京。

　　没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巨额采购合同、没有关于边界问题的“戏剧性拐点”、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期待戏剧性的人们可能颇为失望。

　　但这是这位75岁的经济学家自2004年就任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距上次印度总理访华已有5年之隔，再前一次的总理来访，是1988年拉吉夫·甘地的破冰之旅。没有人认为，这次访问因欠缺戏剧元素而失去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复杂的中国情结

　　15日，辛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其一贯的坦率和诚恳发表了讲演，他的三个表述赢得了持久而真诚的掌声——“中国的成功是促进(印度)变化的一种动力；我们有义务超越过去曾干扰两国关系的争端和问题；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辛格在印度被尊称为“改革之父”，享有崇高威望。曾在1994年与之会谈的美国华裔经济学家胡永泰对辛格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辛格熟悉东亚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有敏锐的见解。他很清楚从1945年到1991年印度遵循的由国家规划和国家主导的投资方案的缺陷。当1991年12月印度面临贸易差额危机时，他是劝说时任总理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启动以市场为中心的改革的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跃然其间的诚恳大度超乎我们的想象”，“隔着一座大山，实行两种制度，相互猜忌怀疑，一个甲子有余。合作才能共赢。”当天的网友评论中，中国的普通人纷纷表达了类似的赞赏和期望。

　　但在喜马拉雅的另一侧，印度社会远没有形成如此一致的声音。

　　在辛格来访前夕，印度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仍要求总理“拒绝中国欺凌”。他们所担心的，是总理会在边界问题上让步。

　　“印度舆论界相当普遍地带有情绪化。印度对边界问题的高度关注，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印度目前最富的铁矿就在边界争议地区的喜马拉雅山一带；其次，边界地区与水资源的争夺息息相关——印度所有的大河都源自喜马拉雅的冰雪融水。水，作为一种战略资源，使得边界争议地区的意义不言自明。目前，印度水资源业已高度匮乏，即便在新德里的富人区，从冬到夏都会缺水，甚至经常需要水车运送。

　　“辛格对目前的中印现状实际上是相当清晰的，并且有很多官员也真诚希望改善中印关系。但由于政府的弱势，辛格除了经济改革，很难在内政外交另有大的作为，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他只是一个傀儡。据当地媒体报道，1月13-15日访华结束后，辛格马上在1月30日将赶往中印边境存在巨大争议的达旺地区，去剪彩搞基础建设。他说，中国在那里已经修建了公路网，用来运兵，所以我们也要抓紧发展。”一位常驻印度的中国分析人士坦率地指出。

　　2003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来访的印度鹰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德斯说，“在过去2200年的时间里，或者说，将近99.9%的时候，中印两国致力于友好合作。”

　　“明显地，1962年在温家宝历史算术中占据了剩下来的0.1%里的绝大部分，但它留下的阴影却格外长久。”印度国大党少壮派领袖、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在《理解CHINDIA》一书中写道。

　　1962年边境战争中的溃败给印度人带来了至今尚未愈合的伤痛，战争后的边界争端成为横亘在中印间的喜马拉雅鸿沟，使这两个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友好相处的国度陷入紧张、怨怼和猜忌达数十年，这种情绪在印度尤甚。“胜利者容易忘却，而失败者却难以释怀。这是普遍人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评价。

　　这场不应发生的战争中断了两国可能的合作——建国后的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在1950年代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共同的出发点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经济自主。

　　数十年间，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把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边缘，别无选择之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放松管制，并向外部世界的资本和技术打开大门，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

　　而印度告别计划经济要在13年后。1991年，印度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已无法偿还高额外债，同时外汇储备仅剩下10亿美元，只够应付两周的国际支付。印度政府不得不出售黄金储备换取美元。

　　危机之下，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牛津大学博士辛格在拉奥总理的支持下，冲破压力集团的阻力，实施了以放松对私营企业管制为主的市场化改革——改革前，印度被形容为“许可证王国”。

　　但由于在二百年的殖民岁月里深受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之苦，印度对于对外开放始终深怀疑虑，对于以资本、服务和商品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也半信半疑。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写道，1994年他在印度发表演讲，大谈外国直接投资的益处时，“却在人群中看到一张张怀疑的脸”。

　　1980年以来，印度学者并不看好中国对开放的选择。直到中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己，印度也从2000年开始模仿中国设立经济特区，以吸引外资。但学界仍不太情愿承认中国成功，“中国的实际增长被高估了2%-3%”是许多人愿意相信的看法。

　　印度的IT业已在西方世界赢得近似于中国制造的盛誉(虽然规模无法相提并论)，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最近5年年均8.5%。“飞奔的大象正在紧抓着龙的脚后跟”，印度媒体评价，继中国实现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个属于印度的经济发展神话也正在逐步到来”。

　　更为自信的印度人终于可以正面评价邻居了，从精英阶层到普通大众都将中国视为追赶的目标，而非仅仅是不友好的竞争对手。

　　2005年8月，辛格在接受美国学者专访时，承认“我们接受全球化的逻辑”。同一年，北大的卢锋受邀参加印度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主题为《中国奇迹》的研讨会，印方学者告诉他，就在几年前，召开这样主题的会议是不可想象的。卢锋认为，会议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意味着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待中国的态度已发生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