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上海自大又自闭？

　　南都周刊记者 吴娟

　　从国外回到上海的陈小石因此形容这个城市“自大又自闭”。而学者朱大可则认为，这种种不合理规定的背后，是政治保守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上海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每次从国外回到上海的陈小石，总会非常感概这里的盛景。“我去过很多国家，很少看到这么繁华的大城市。”

　　无论是高楼林立，霓虹闪耀，还是淮海路上的大牌名店，还有那么多异国情调的酒吧，都能告诉你，这是个21世纪的超级城市。

　　陈小石在这个超级城市出生，目睹它的一系列巨变，成年后去美国学习，“美国并不会比上海更有意思，但是我感觉那里秩序很好。”陈小石所说的秩序，不是仅指治安，而是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一切有序和公平”。

　　他还说，这一切的有序和公平，都与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息息相关。所以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并不具备与国际接轨的能力。

　　“这里有很多行政规定，显然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他的亲戚，今年花“将近6万”取一个私车牌照。

　　“驾车通行权，是一项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使其成了一种稀缺的资源。直接影响这个基本权利的行使，也增加了公民的财产义务负担。每个人都交纳税收，修建道路公共设施，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能开车在上面跑？”

　　他把原因直接归结为，政府没有公共服务和依法行政的理念，“选择与己最有利的干预方式达到目的”。

　　他因此形容这个城市“自大又自闭”。还体现在众多公共政策上。去年12月，上海市发布一条法规，为抑制房地产过旺的需求，“拟实行外地人口持居住证买房”。在上海，达到一定的条件，取得居住证，方可买房。政府对此的解释是，取得居住证，说明他有居住意向，可以买房，否则就是炒房。

　　这一做法在网上议论纷纷，人们将此和上海一贯的“排外”倾向联系起来。加上上海政府对取缔群租房的所作所为，使多数网友认为，这是个自大又欠缺包容的城市。尤其是群租房的低收入人群，“也有在上海生活的权利”。政府一味地取缔、查禁这些“影响城市面貌，带来治安、消防等隐患的毒瘤”，还不如从提供公共服务着手，提供多种渠道解决低收入人群的衣食住行。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认为，无论是车牌拍卖，还是租房买房的限制，其中都有共同的联系，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经济的管理烙印。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人口流动大，在每个城市都有衣食住行的需求。在这些生活必需条件上加以限制，无疑是个封闭的做法。

　　对于买房这种单纯的市场行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治理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从权利层面上说，任何一个公民都能买房和租房。政府的治理应该更多地放在社会公平上面，创造一个较好的、公平的外部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人居环境。

　　同时，他认为，这种集权的行政思维，始终没有转变为公共服务，并不仅表现在上海。“所有的政府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解决问题。”

　　以限制公民权利，治标不治本的行政管理，正被人们指责为“懒政”或“滥政”。前不久，上海为管理婚介市场，规定：“一天不得安排会员相亲两次”。此举遭到人们普遍质疑。

　　“很多时候，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管理方式实在叫人难以理解。”上海市民王林说。他开婚介所有3年时间，深知其中的黑幕。“这些违法违规的现象不打击，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怎么打击，政府应该好好斟酌。”他觉得，大可不必连相亲次数都规定下来，这只是个枝节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和服务。毕竟，任何个人的问题，都有个人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政府要管公共性的方面，而不要去干涉个人性的方面。

　　学者告诉我们，“懒政”的一个最主要表现，就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可以动用一切资源，使用一切手段、乃至侵犯一切个体权利与个人自由，以求一劳永逸。遇到问题，管理者总是最先想到最省事的办法，而不是最合理、最正义的办法。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这种种不合理规定的背后，是政治保守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也是上海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除行政思维单一的共性，也会出现与城市文化相应的怪规定。上海的新城市规划安排，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国产名牌要退出此黄金地段，让位于外国名牌。很多人都感觉到了上海的区域自大，“但自大仅仅针对外地而非西方”。在行政体制和思维上，上海与国际接轨，尚需要做出巨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