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者败局？

　　温铁军说自己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然而他的路却愈走愈窄，《中国改革·农村版》被关闭了，晏阳初乡建学院也被关了，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复杂

　　本刊记者 林海 发自河北定县、北京

　　新“定县实验”结局

　　事情来得太突然。2007年4月12日晚，7点40分左右，距北京230公里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电被停了，正在观看中央电视台去年采访温铁军录像的学员们陷入一片漆黑。

　　不一会儿，一大群人出现在学院门口，17辆车把学院门前的路排满。门卫张大叔还以为又来了一批学员。

　　后来，他发现不对，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本地人，其中几个还戴了墨镜。他们让参加培训的学员当晚即离开此地。

　　一番争执后，晚上9点多，所有的学员被要求集中开会，定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员宣布说，学院是非法办学。学院工作人员马上争执说，他们有合法注册证件。

　　一宿，这些人没有离开，他们守在学院门口，在车上睡觉。学院工作人员给院长温铁军汇报此事，没有明确的答复，他们只有自己商量着到底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他们选择了离开。第一批人员清早搭公交车走了，第二批走的时候，学员们让工作人员带着在院内拍照留念。这时，学院的牌子第一次被摘了下来。

　　约摸20日左右，一辆车子把办公电脑等物品运走，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离开了学院。

　　走的时候，学院工作人员与村里签订了协议，每个月付给村里2000元，用来保管留下来的财物。

　　至本刊记者今年1月10日赶到河北定州，学院“关门”已半年多了，学院工作人员还没回来。北方的冬天干而冷，地上有水的地方结的冰比水泥地还硬，一个在村里投资的公司的人员已经借住在学院的一角。

　　定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人员的正式答复是“非法办学，已经被关闭了”，当初负责学院注册的成教科科长王习文说，“这是最高指示，保定市教育局、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都已经下结论了。”

　　村支书米金水对记者的到访几乎没作任何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连说了3个“很复杂”。

　　门卫张大叔则贴近记者的耳朵说：你记着，我说他们是不会回来的。

　　这些细节透露出这一场被称为继晏阳初之后的新“定县实验”的结局。

　　晏阳初乡建学院前后

　　从2003年7月19日到2007年4月12日，学院存活了3年零9个月。长满虫子的有机农业，“地球一号”生态建筑，农村合作社……3年里，学院一直在媒体的聚焦灯下。

　　温铁军也数不清多少次站在学院的一角，田间地头，或是站在“建立民主、改善民生”的大白底蓝字刷的标语前接受采访。有人评论说，温铁军成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也与乡村建设的这些事分不开。

　　对于学院被关闭，温铁军和学院工作人员都不愿发表看法。

　　米金水，翟城村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一直希望找到什么方法，能够重新利用历史上晏阳初在该村做实验的历史资源，光大村庄名声。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注册“晏阳初牌蔬菜”，在遇到邱建生的那段时间，上头还正在评选生态文明村。

　　邱建生，《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编辑，他是个奇怪的人，多年痴迷于晏阳初，见到米金水时，他在《中国改革·农村版》做了半年多的编辑。

　　2003年春节前，邱建生和同事带领了一群大学生到这个村与村民共度春节，与书记米金水相遇。之后他们找到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讨论了建学院的想法。村委会也买了一座废弃的学校(后来的学院地址)，花了39万，并且塑起了晏阳初头像。

　　温铁军起初没有答应邱建生办学院的事，提了3次，温铁军才答应了。

　　2003年7月19日，学院开张。

　　开幕式那天，艳阳高照，闷热无比，村里组织了秧歌队、锣鼓队，4架大鼓同时擂起，鼓声喧天，1000多村民等待着北京的专家和当地的官员到来，温铁军也发表讲话。

　　这时，学院没有注册，没有办学的规划，也没有资金来源。

　　之后，邱建生在村民家里草拟学院的规划、招收志愿者的文件。文件发出后，一个个怀着各种理想的人来到翟城村，他们大多数并不懂晏阳初。

　　9月底，这个学院的第一笔资金——温铁军承诺的个人出资3万元，大部分已到位。

　　如果说温铁军起初并不了解晏阳初思想，甚至也没有清晰的规划，在以后的日子他为学院付出了很多。

　　学院初期，邱建生参照晏阳初的国际乡建学院的规划草拟了“办学纲要”，而多方力量加入之后，学院离晏阳初思想就更远了，内部分歧越来越大。2006年4月，邱建生被温铁军派到海南负责新的实验区，离开他一手创办的地方。

　　按晏阳初定县实验的思路，先做好村庄的实验，然后才有经验推广全国。而在这里，实验似乎离开了村庄，只是在离村庄几百米远的81亩地的学院内自己做实验。

　　饱受争议

　　学院的中心工作后期集中在三大块：生态农业和生态建筑、农民培训(包括建立农村合作社等内容)和晏阳初资料的整理和收集。

　　这些几乎都与村民不相关。生态建筑——用米金水的话说，“咱这里的农民，不怎么喜欢，土还露在外边。”生态农业也是如此，周边农民们的反映是：“你们的作物再不打药，虫子都跑到我们地里来了”，“长出来的西瓜只有拳头大”。

　　而农民培训，多是全国各地来的人，本村的较少。

　　村民们越来越觉得，花了40多万办学校，可惜了。来了记者，却来不了经济效益。“放在银行，利息也有不少。”

　　温铁军是个明白人，这些他当然知道。他只能希望村民能再有耐心一点，并且尽量给村民更多的信心，比如学院申请了国家“985工程”、向中央高层汇报了办学院等等。

　　学院继续沿着“生态”的主题往前走，墙壁上刷的“动真功夫做实事解决三农问题”的标语让人们觉得这就是“温三农”所开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在演讲中，温也不断地宣讲自己在这里进行的实践，并乐于接受学院带来的荣誉。

　　但一些农民隐约觉得有些“不怎么对劲”，他们觉得温铁军是大学者，大学者就应该谈大问题，比如能源危机、人多地少、美国模式等等，他们听在心里，也记在心里，但总觉得有些与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

　　而培训的形式所引起的争议也丝毫不少于内容。在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参加调研的学生们都在左臂上系红领巾，据说起初是为了防止下乡调研时学生走散，方便辨认，后来逐渐成了一种文化，他们到哪里，红领巾就系到哪里。

　　2004年4月7日，温铁军的左臂上也系上了红领巾，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为“乡村建设高校行”活动发表讲话，他面前的栏杆上也系了无数的红领巾，听讲座的学生左臂上也都系了红领巾。演讲中，他要求每位成员都要静下心来，不计个人得失，真正将自己所作的贡献与个人利益脱钩，要切实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张图片使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感到“恐惧”，他们觉得曾经的红色革命文化又来了。

　　几年前，温铁军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不否认这一培训模式：如果将来我们的乡建中心搞起来，进行培训的时候，新成员和老成员要一起大喊一句话，唱一首歌。他要大声喊“我是人”，他要大声唱《团结就是力量》。

　　在上百高校的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在全国新乡村建设试验点中，这些都实现了。

　　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评价学院时说，“这是培养毛派分子的基地。”一个熟悉他的朋友的评价是：温铁军从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毛对他的影响很深。

　　前年，“温铁军卖大米”事件更加剧了这一浪潮，《祝贺温铁军卖不动大米》的评论被传为笑谈：温铁军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不能违反市场规律呀，无公害大米好，但价格高，你怎么能要人家买？有人甚至说，温铁军干脆改行当某个企业的形象代言人算了。

　　质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李昌平说，“这是个民间行为，温铁军可以搞温铁军的，木铁军可以搞木铁军的，关键不在于怎么搞，而在于要允许搞，要有选择，有选择了就有自由竞争。”

　　可问题在，温铁军给人的印象，太像一个官员了，他经常在演讲中暗示自己跟某某领导汇报过工作。

　　这种在公众形象中的角色扭曲给他带来的挫折，已经不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