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少杀慎杀易形成刑罚复仇漏洞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昆明

　　2007年12月20日，原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王成明因共同贪污3亿元，受贿21万元，两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贪污3亿只判死缓”，这样的结果自然令许多人费解，如果比较《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适用死刑的最低贪污数额标准(10万元)，王成明的贪污数额是该标准的3000倍。一时间“社会议论”，“专家批评”，“媒体讨伐”……事实上，类似的“死缓”判决结果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各种刑事犯罪判决中，而不仅仅限于经济、职务犯罪范畴。

　　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事政策。2007年末，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本年度的死缓判决已首次超过死刑判决。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副院长姜兴长也曾表示，2007年上半年全国死刑数量已比去年同期下降1/3。中国从司法上控制死刑数量的努力已至极限。

　　然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等法学界人士则认为“现在中国死刑判决中‘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缺少中间环节’的情况已经形成了一个刑罚复仇漏洞”。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曾撰文分析“生刑过轻”的现象。所谓“生刑”，包括死缓(因为死缓一般不杀)、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而在我国刑法中，死缓相当于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不包括判决前羁押时间)，一般实际关押在18年左右。

　　而无期徒刑相当于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不包括判决前羁押的时间)，一般实际关押在15年左右。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数罪并罚不得超过20年(包括判决前羁押的时间)。由于我国存在减刑、假释制度，15年有期徒刑最低关押7.5年，一般实际关押12年左右；20年有期徒刑最低关押10年，一般实际关押15年左右。

　　“事实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取消死刑’这个提法不太准确，也不利于公众理解，应该用‘终身监禁’代替‘死刑’，因为终身监禁将比死刑更难受。”昆明市盘龙区的人大代表蔡永霓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了解到现在的减刑措施，就知道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无期徒刑，任何罪犯到一定时候都能恢复自由，这也让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

　　死刑威慑有限

　　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早前表示：“死刑的作用是有限的。”

　　2007年12月23日，女子刘凤因劫杀同事阿欣被广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刘凤“在听到死刑宣判后竟然还露出笑脸”。

　　2007年12月4日，广东省珠海市中院对李春和魏晓辉宣判了死刑。从2005年4月起，李、魏及其同伙在山东、河南、安徽和广东的多个地方作案，抢劫16起，杀死8人。“宣判死刑时，坐在被告席上的李春和魏晓辉始终表现得满不在乎和无所谓，在法官宣读二人的犯罪事实时，他们还交头接耳，不时露出不屑、轻蔑的表情。”

　　昆明市公安局一名刑警认为：“死刑只能威慑一般人，对恶性犯罪没有多大作用，因为他已经不顾死活了，他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仔细想想就可以知道，如果抢劫、强奸都被判死罪，该谁倒霉？被害人倒霉，因为罪犯只要一犯案，反正被抓到就是死，不如干脆把人杀掉。”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过严的刑法有时候会把犯罪行为推到极端。如果有后路，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对犯罪心态需要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分析，不要总是出于一种愤恨、一种感情色彩来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大规模施行死刑，同样会导致罪行泛滥。”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警察协会秘书长刘汉荣表示：“客观地看，处决罪犯同样有负面效应，每杀一名罪犯，现实中同样也会招来其家庭对社会、对政府的怨恨。”

　　云南省高院的一名法官表示：目前中国的刑事犯罪中80%发生在农村，80%的被告是农民。云南省一家监狱的关押情况显示：在其关押的数千名罪犯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65%，农村人口占70%以上。

　　犯罪有很多社会综合因素，作为事后惩治手段的死刑，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昆明市盘龙区的人大代表蔡永霓表示：昆明地区很多重刑犯被捕后基本没有钱请律师，或不太了解请律师有什么意义。

　　这些数字和事实都充分说明了在中国犯罪与贫穷和落后的关系，很多罪犯在被抓前基本不知道自己罪行程度深浅，甚至罪与非罪的区分。

　　“刑罚本身就是向犯罪复仇的具体措施，但是解决犯罪问题不可能靠惩罚罪犯来实现，那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说。

　　由于传统“杀人偿命”和报复心理，形成了中国民众对死刑的盲目崇拜。从现在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来看，老百姓在对待违法犯罪问题上，似乎有种趋严的心理。

　　韦锋认为，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意在减少杀人，统一死刑标准，但是这样的转变似乎太突然：“中国目前社会治安并没有根本好转，为何要实现轻刑？是中国对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尊重了吗？还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了，能够容忍犯罪而付出更多代价，以社会保障来弥补犯罪带来的例如孤儿、残疾人和财产损失等？仔细分析起来好像都不是。”

　　“2007年刑事政策变化的原因，只能理解为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于是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许多价值观而得到接纳，这当中就包括死刑问题，可以说是外因起到了决定作用。”他说，“但是政府很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即滥杀不行，马上取消死刑也不行。”

　　重刑犯的改造

　　“那些以人道、文明等借口反对使用死刑的人，是在保护罪犯的权利，而不是受害人的权利。”昆明市一名受害者的母亲愤怒地说，她的女儿被一名罪犯凶残杀害，因为罪犯后来投案自首，法院认为可以从宽判了死缓，而不是她希望的立即处决。

　　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罪犯的家属都希望法律能够给其留一条生路，他们都觉得“如果给罪犯改过的机会，他们以后也能对社会有贡献”、“在进监狱之前，他们也没有学到那么多的法律知识，否则很可能就不会犯罪了。”

　　云南省的一名监狱警察说：“客观地看待罪犯的心态，以前生活条件比较差，生活比较封闭的罪犯相对容易适应监狱的生活；而以前有社会地位、生活条件好的罪犯就不然了。往往不服从管理、无法忍受监狱生活的都是后一种罪犯，所以这些人在里面出现的‘麻烦’其实更多。众所周知包括外来力量对监狱的干预，这些外来力量也经常形成让他们早日出狱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监狱改造好了。”

　　“中西方的刑事政策有所不同，其是由对人价值的基本判断决定的。中国的刑法一是惩罚，二是教育，相信人都是可以改造的，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中国一直把减刑、假释当作罪犯改造的鼓励，让罪犯觉得有希望，愿意接受改造。”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说，“而西方刑法惩罚是目的，即不相信恶人可以改造，所以经常对一些罪犯给予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惩罚。”

　　他表示，中国目前的刑事政策有矛盾之处，一方面认为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处决恶人而不给改造机会。

　　因为贩毒被判死缓，正在云南省一所监狱里服刑的李勇(化名)说：“在监狱里我学习了许多法律和文化知识，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等以后恢复自由，就可以通过正当劳动养活自己，我觉得是监狱给了我重新做人的勇气和机会。”罪犯赵华(化名)说：“很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去年因为生产工作表现好，我得了2000多元奖金，都寄回家给父母亲了。”

　　韦锋说：“犯罪历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种综合的社会问题，所以仅仅靠司法手段是不可能完全制止、消除犯罪的，历史经验证明，哪怕使用了再严酷的死刑手段也无法控制犯罪的发生。”他表示，现在中国的警察、保安甚至保镖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给社会治安带来明显效果，所以仅仅依靠打击犯罪是不够的。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被释放罪犯重复犯罪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时候达到90%以上。”云南省一名监狱警察说，“很多罪犯在监狱里都是服从改造的，痛心疾首的，但是被释放后由于社会歧视、个人自律等综合因素，很快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事实上，很多罪犯出狱后都已一无所有，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非常贫乏。所以很多地方出现罪犯刑满了不愿意离开监狱，而希望继续留下来工作养活自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