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汉语拼音改革50年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

　　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即将迎来它颁行的第50个年头儿，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正如50年前那个下午，在北京大学念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冯志伟试着拼了一下，“觉得很好拼，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2月11日，刚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汉语拼音方案》被正式批准。同年秋天，拼音方案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取代了通行近40年的“注音字母”方案。据统计，当时每年大约有2000万小学生学习拼音。

　　在国家对拼音方案作出选择后不久，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他放弃所学专业，调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一场改革热闹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典礼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长期被主张废除汉字的一派挂在嘴边。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

　　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泽东主张的“民族形式”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代表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拼音方案共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及会后有关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相关领导人。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要求和毛本人的偏好则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社会上受到排斥。

　　政府高层的决定，迅速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刚刚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通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一道历史谜题

　　在这种乱象中，冯志伟完成了自己的基础教育。1945年,他进入小学，被规定学习注音字母方案。

　　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

　　不过，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一统天下。

　　当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教育部确认。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瞿秋白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激烈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传教士创造的“威妥玛式”等拼音方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拼音方案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有学者发现，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作为当时公认为最科学的拼音方案，“国罗”为什么没有被新政权直接采用？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多数学者选择沉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评价，在“国罗”和“北拉”争辩的背景下，当时的决策者很难摆脱革命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直接采用“国罗”拼音方案。

　　而陈章太则认为，当时的决策是冷静和客观的，也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那个时候，这名年轻人因为语文研究与编辑工作需要，接触过许多老辈学者。在他的印象中，大多数学者都积极参与了文字改革方案的讨论，他们的观点，也都“随着国家政权的政策变化而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显得很自然，并不勉强。

　　不过，历史也记录下一些例外。在当时关于汉字拼音化的讨论中，文字学家陈梦家曾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他被划为右派，“下场很惨”。当时，许多大学者都曾写长篇文章，对其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