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原省委书记张根生告别仪式今日举行(组图)

　　◎逝者·张根生

　　原籍：河北省安平县

　　出生时间：1923年5月2日

　　去世时间：2008年1月17日

　　生平简介：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广东工作。1956年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一度被监护审查。1975年6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77年8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78年1月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10月，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1985年3月，任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1986年5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历八旬革命生涯赤胆忠心献身党的事业

　　近世纪峥嵘岁月鞠躬尽瘁探研农业发展

　　――廖聪荣（原广东省老干局副局长）写给张根生的挽联

　　首倡农民工赤子情心系民生

　　忠诚党中央披清风魂萦国运

　　―――张根生家属写给张根生的挽联

　　■名词解释

　　《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该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由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同年10月10日公布实行）。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2003年张根生步入耄耋之年。老人以1957年为界，将自己的一生一分为二：前半生，他参加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我一个十四五岁的农村少年在共产党的哺育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回想起来是十分高兴的”；后半生，他亲历了建国后的数次政治运动，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他说，“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我们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也干了很多傻事，犯了许多错误”。

　　2008年1月17日，带着对自己一生功过得失、对国家命运衰微兴盛的思索，张根生因病在广州辞世，享年85岁。今天下午3时，张根生同志告别会将在广州银河公墓白云厅举行。

　　滹沱河边

　　与日寇作战100多次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烧到了河北安平县滹沱河边的小山村里。只读了一年初中的张根生从此无书可读，只好回家种地。

　　不久，他被村公所派去参加15天的自卫队训练，准备组织民间武装和日军打仗。但是还没有看到日军的影子，当地的县长、区长携款南逃了。1938年1月，15岁的张根生参加八路军，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五一”反扫荡以后，日寇碉堡林立，沟路如网，斗争环境极端残酷。张根生始终坚持在冀中平原参加游击战。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张根生回忆道：我们这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参加战斗100多次，消灭敌伪军四百多人，缴获枪支400余条。

　　在花甲之年，张根生还以抗战期间写下的300多篇日记为基础，写下了《滹沱河风云》回忆录。

　　亲历土改

　　呼吁“土地经营市场化”

　　1946年到1953年春，张根生亲历过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大规模全国土地改革。这期间，他的足迹从辽阔的冀中平原到秀美的粤北山区。

　　在晚年回顾土改工作时，张根生说，土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满足了广大农民世代对土地的梦想和渴望。但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和偏差。我们犯过“右”的错误，特别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转折时，如贯彻“五四指示”，一度发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也曾出现过“左”的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如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初期。

　　这位土改运动亲历者深知土地于农民的重要意义。面对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大量侵占农民土地，或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或垄断经营牟取暴利，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遭到严重损害，失地农民被迫上访，引发尖锐社会矛盾。张根生大声疾呼：“改革中国土地经营制度”。2005年初，他上书中央，建议打破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的垄断，发展土地中介机构，真正实行市场化原则，让被占土地的农民坐到谈判桌上，有权讨价还价，修改原来的补偿办法，提高地价，让失地农民得大头，改变政府以地谋财的做法，同时允许失地农民以土地换户口、换就业、换社保。

　　执掌南粤

　　反思“犯了很多错误”

　　在张根生60多年革命生涯中，“1959年到1961年是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当时他在广东省委任职，主要分管农村政策工作。

　　2006年，张根生接受本报《1976广州口述史》采访时回忆道，因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于是出现了严重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广东的农田减少了几百万亩，耕牛死了五分之一，粮食亩产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农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粮。谈到自己当年到龙川县龙母公社搞试点，亲眼看到公社的医院、学校都住满了水肿病人，全省的水肿病人更是高达上百万时，张老的痛心之情溢于言表。

　　回首1957年到1977年在广东工作这段经历，张根生生前在撰写回忆录中说，“这些年，我们办了很多傻事，晚晚加班、开会，很辛苦。困难时期我们下乡蹲点，和群众一样忍饥挨饿，苦啊。就这样，我们仍然没有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过上好日子，惭愧啊。方向路线错了，个人再积极都没用，甚至越积极罪过越大，这点我感受很深。”

　　他进一步指出，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不能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犯了“左”的错误，不顾条件去搞集体经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大二公的方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