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生主政吉林积极推动包产到户

　　主政吉林

　　积极推动包产到户

　　1978年初，张根生调任农林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这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队访问西欧五国。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一次实地考察。在这个30多人的考察团中，张根生是其中一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根生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广东先行一步，创办经济特区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的张根生来到吉林，在吉林积极推动农村改革。

　　1979年至1983年，张根生主政吉林五年，先后担任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务。他说，“虽然经受了不少困难，但终究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这是我工作最顺利的时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根生就在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推行超产奖励责任制，这一尝试一度想成为经验推行到全国，省委领导到中央开会汇报。但是由于当时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尝试终究无疾而终。

　　张根生初到吉林，当时省里一些领导坚持“三不搞”（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小生产队，不搞口粮田），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就要靠实现机械化，而且必须坚持统一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令主张包产到户的张根生一度感到处境为难。1980年，他了解到吉林洮安县农民搞包产到户，没有批评，而是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实际上是给予了支持。

　　1981年5月，带着自己在吉林工作的一些情况和看法，张根生拜访了胡耀邦。胡对他说，“你思想比较活跃，工作积极是好的，但要注意有事情多商量。”2003年，张根生在回顾《吉林农村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怎么解决的》一文中提及了这次谈话，他说，“对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帮助。”

　　在张根生的主持下，1981年，吉林省允许在落后生产队推广联产到劳责任制，1982年农村改革步伐加快，1983年93%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在三年内增加了80%，成为国内提供商品粮最多的一个省。

　　退而不休

　　调研建言粮改市场化

　　作为农业战线上的老领导，张根生在离休后也始终关注着农业问题。他曾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不少，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奔小康的路还很长，农民的许多事总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张根生秘书李双设第一次随张老出差，是1999年到吉林省粮食主产区调研。当时，张根生正在为1998年“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指保护价敞开收购、实行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出台后粮食部门出现巨额亏损、地方财政背上大包袱、农民增产不增收而忧心忡忡。李双设还记得，在吉林农村，张老盘腿往炕上一坐，就和农民拉开了家常，扳着指头与农民算种粮收支账，一谈就是半天，有时中午就在农民家吃饭，遇到贫困户，啃两个玉米就算一顿饭。

　　这位70多岁的老人深知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他不仅多次到江、浙、粤等粮食主销区调查，还深入到东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调查，每到一地，不仅找粮食、农业部门座谈，还走市场、下农田、看仓库，与农民一起算种粮收入账，与粮食部门算经营盈亏账。在调研的基础上，张根生写下一份份报告，多次向国家领导人、中央媒体写信反映“三项政策”对“三农”工作的严重影响。他提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应循市场化方向发展，不要退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1999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邀请几个省的老农村工作者在京召开座谈会，利用这个机会，张根生向温家宝直言粮食流通领域的问题和整改意见。

　　有人曾经劝他：既然已退下来了，没有权了，管那么多事干啥，说得轻了引不起重视，说得多了会惹人烦。张根生则认为，虽然职务退了，但还要对人民负责，为农民呼吁。没有权了，就靠调查研究，提建议，用事实说话，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在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开始粮食流通体制最终有了重大突破，粮食生产形势也开始好转。这令老人宽慰了许多。

　　晚年生活

　　小院开垦三分农田

　　张根生说，“我的一生都是做实际工作的，没有专门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进过中央党校专门学习，所以谈不上什么理论水平。但是我是喜欢学习的……只有学习好，才能搞好工作。”老人晚年笔耕不辍，写下了《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中国农村小康标准解读》、《中国农业专家谈“三农”》、《和谐与小康》等多部著作。

　　1998年，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致信给张根生，“您每次送给我看的文章，我都拜读了，受益多多。”任老还赞赏道，“看来您的脑子和思维还在旺盛时期，实在令人羡慕。希望常常读到您的大作。”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这样评价张老的著作《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顾》，“以其独特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制定到工作实践、从经济发展到制度变革，多层次地展现出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变迁史，为读者展示出一条中国农民的解放之路……”

　　老人一生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农村，晚年他在广州自家小院里也开垦了三分农田，种上玉米、水稻、果树。每当与孙辈们一起浇水、施肥，忙得不亦乐乎时，他总笑着说，“我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言犹在耳。根生大地，如今，老人亦身归大地，而他留下毕生对农业、农村、农民的一片赤子情怀。

　　采写：本报记者 许黎娜 （本文采写鸣谢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张丽红、刘子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