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喻三龙描述他曾经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的时候，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