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考的不会干 会干的不会考

　　“会考的”与“会干的”

　　“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公选的一大难题，这一难题也是导致“公选悖论”的原因之一，并使得公选在上世纪90年代试点后，逐渐转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都处于热情推广公选的阶段，仅西部某市公选产生的乡村干部就达到30%以上，公选县级领导干部、科级领导也在较大范围内展开。但此后不久到2002年至2004年初，由于‘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等现象，全国的公选均处于相对冷落阶段，出现了‘步云乡直选’的遂宁没有公选一名领导干部。”相关专家回顾公选历史时说。

　　不过，这一难题似乎有了松动的可能。在调查中，11.8%的受访对象认为通过程序设计与选拔方法的完善，“考官族”等现象“完全能避免”，55.9%的受访对象认为“大致能避免”。这其中最系统的程序设计与选拔方法革新出现在四川与江苏等地。

　　2006年初，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深思熟虑后，针对“考官族”等现象，四川在第五次公选副厅级干部中研究制定了“8＋3”的公选工作模式。“8”是指8个测试考核步骤及其不同的测试方法和内容；“3”是指3个征询群众意见、体现群众公认的步骤环节，加之配套的人选推报、集中培训、组织考察等办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公选工作方法体系(详见本刊2006年第三期)。

　　在不久前完成的全国统筹公选中，四川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与方法，推出了“3＋2”的公选模式，既注重基本知识、技能、应变能力和政策法规掌握运用能力，也强调个人品行与群众公认度。

　　同时在2005年，江苏开始采用“一职一卷”的考试方式，将内容与岗位高度结合起来，以利于考生充分发挥特长。同时，在面试前后增加驻点调研、演讲答辩，并引入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等环节；而在加入民主推荐环节后，又不断扩大推荐范围、增加推荐环节在整个考试中的比重，充分考虑民意的分量。

　　“计分方法也在不断发展。目前笔试、民主推荐、面试甚至组织考察等各个环节的表现都将逐轮带进、加权计分，使每一环节的表现都对最终的成绩有所影响，既避免了一张试卷定终身，又防止了简单以票取人。”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学玉说，“总的趋势是更具针对性、更具识别力、更趋科学，更好地把具有不同能力、特点的优秀人才遴选出来。”

　　相较之其他选拔方式，公选干部首要的是会考，但仅仅会考就可能走向“会考的不会干”的尴尬，从四川等地看，程序与方法完善的方向正是加以大考核“会干”的环节，力求在“会考”与“会干”中寻找平衡。但在调查中，这一方向似乎并未获得公众的认可。

　　针对公选新元素，本次调查设置了专门问题，结果显示，江苏的“一职一卷与岗位高度结合”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公选创新举措，获得了32.7%的受访对象认可；接下来是“面试过程中的结构化面试以及无领导小组讨论”，获得了23.6%的受访对象认可；其余的先后是“民主推荐”、“驻点调研”、“演讲答辩”等等。

　　在受访对象对公选的建议中，能看出与此相同的逻辑：34.6%的受访对象对改进公选的建议是“提高考试质量、增强科学性”。

　　“在公众眼中公选与考试之间还是一个等号，而不是大于号。公选给公众留下的以分取人忽视工作实绩的影响仍未改变，这最终将再次导致公选陷入‘高分低能’与‘选不到最差也选不出最好’的尴尬局面。”相关专家分析到，这对公选程序设计与选拔方法的完善，乃至公选真正走向成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同时，公选的进化之路并非总能获得一致的认同。

　　2007年10月，湖南株洲拟在电视公开选拔女干部中加入才艺展示环节，立即引起哗然。在本次调查中，9%的受访对象认为这是“公选的有益尝试，代表了公选的方向”，42.4%的受访对象认为这是“公选的一种尝试，部分代表了公选的方向”，其余48.4%的受访对象均对此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是“公选走向歧途的一种表现”。

　　制度成熟还要多少年

　　从2004年国家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至今，对公选制度与公选干部的质疑并未减少，鲜花伴随着荆棘，掌声与批评同在。当被问及“国家是否应该再次统一规范公选”时，29.4%的受访对方认为“非常需要”，61.8%认为“需要”，即超过90%的人认为应该统一规范，仅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不需要”。

　　“显然，针对目前公选的现状，公众希望能在更高、更为科学的层面上探索，毕竟公选探索一旦走上歧途其代价将是巨大的，因为它涉及的对象是人。”相关专家分析道。

　　而如果以一种更加冷静的态度来思考目前各种公选创新，那么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抛开一些新举措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公选与公平、民主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对此，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增加领导干部的选择范围当然是好的，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并没有发言权，只不过是能够有发言权的官员多了一些而已。”

　　因为，从制度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公选不只是官员选拔制度的实验，而是以公选活动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公众、权力机关、社会媒体相互作用的临时性的关系。以乐观、理想的态度前瞻，公众至少寄希望于这种临时性的关系，一是能够逐渐培养起公众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热情与水平；二是权力机关在一定的社会压力下，逐渐完善公选并走向更大程度的政治的民主化；三是媒体的立场与公共性不受干扰。这三者的良性互动，才有可能将临时性的公选活动，导向最终的制度建立。

　　但公选迄今为止仍被更多地看作一种手段和工具，53.8%的受访对象认为“公选最大的意义”在于“选出有才能的干部”。从1999年2月23日制订的《遂宁市市中区公开选拔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候选人暂行办法》的第四条上也能看到这点，它规定：“公开选拔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工作，根据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不定期举行”。

　　在调查最后，当被问及“你认为公选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走向完善”时，51.6%的受访对象选择了“2年到4年”，48.4%的受访对象选择了“5年以上”，无一人选择“2年及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