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股份合作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股份一词还相当陌生。

　　然而，1983年，山东淄博周村公社长行大队队长张中兴和村民们，为了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却要在村办企业里实行“股份制”，而且经过一年的吵嚷和争论，他们制定出一份还带有错别字的《股份条例》。

　　他们的“股份制”，把村里的企业资产折成股份分给村民，在当时看来，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有人戏称“这个东西非驴非马，简直跟骡子一样”。然而，就是这样一头奇怪的“骡子”，开辟了中国农村企业体制改革的新型道路。这份条例，也是中国农村有史以来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形式的章程，被收入《中国农村经济年鉴》。

　　2008年1月23日上午，记者在淄博周村见到了张中兴。

　　一听说记者来采访他，他精神猛地一震，立即站起来摸索着往前走，并伸出手来想拉住记者的手，记者这才发现他的眼神不好。

　　“哈哈，已经十多年没有记者采访我了。”他嗓门很大，笑声爽朗。

　　“20多年前您可是一位风云人物啊。”记者的一句话，把张中兴的思绪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段让他感觉意气风发的岁月。

　　多年“积蓄”不能乱分

　　1982年，土地“大包干”的烈火烧到了周村，烧到长行，村民们甚至还没有思想准备。

　　“我们那时候土地还都没有实行‘分产到户’，就全国来说都算是比较晚的了。穷村都愿意分，富村可不愿意。”张中兴说。那一年，张中兴的职务是长行大队的队长。

　　第一天，村里分锄、铲等低质易耗农具，顺利。

　　第二天，村里分集体所有的20多头耕牛，顺利。

　　第三天一早，有人告诉他：“老张，牛全没了。”咋了？送到屠宰厂去了。为什么？人说了，一头牛分给几户，谁来养？谁先用谁后用？不如快刀斩乱麻，杀了、吃了、卖了，免得将来扯不清。

　　“混蛋，我他×的不分了。”张中兴心疼坏了，“老牛杀了就杀了，但是还有一些年轻的牛犊子，还指望这些畜生干活呢。”

　　接下来该分厂房和设备了，他心疼得晚上甚至在被窝里直抹眼泪，老伴劝他也无用。他觉得这简直在剜他的心。

　　“我1974年任长行大队工业办主任时，村里只有一台35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到1982年，我们村一共有农机修理厂、家具厂、面粉厂、建筑队、日工化工厂等大大小小9个企业，全村集体固定资产达300多万元。”张中兴的脸上显出一副强烈的自豪感。

　　这么多年的“积蓄”，寄托着张中兴一生的心血和理想。

　　“这些大厂子大机器怎么办？怎么分？只有一个法：把厂房扒了分砖，把机器拆零散了卖废铁。”他嗓门更大了，“你们想想，一台机器本来价值10000元，拆零散了5000元都不值，而且厂子没了，都得回家种地去。”

　　电影启发“骡子”诞生

　　然而，还是有一些村民，叫嚷着要分：“上面放，下面望，你张中兴咋就来了中间顶门杠？”而那时，胶州一县委书记因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不力被撤职，集体财产分割到户好像已经势在必行。

　　1983年初，张中兴正在为如何保留集体财产，又让农民得到发展和实惠头疼时，山东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电影里有关于丰田公司改革之道的电影，让他有了启发。

　　张中兴说：“电影里的丰田汽车厂，开始靠打骂逼着工人干活，后来让工人变成股东，让他们参股。工人成了主人了，都一个个玩命地干，丰田公司很快就牛大发了。”

　　“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搞‘股份制’？”

　　他带着这个想法，去找当时的区农委主任，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有一点你记住了老张，除了土地你不能卖给个人外，其他的无论什么法子，只要利于发展，只要群众没意见，你均可以使用。”

　　张中兴一听，扭头走了。

　　回到家，闭门谢客三天。

　　张中兴的老伴说，那几天，他突然神经了似的，又写又画的，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睡觉的时候还突然坐起来，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生怕忘了。

　　然后，他召集村两委会提出：对原村集体财产清算核实，然后折股量化到人（除办公室、敬老院、幼儿园、卫生室和食堂等不能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财产外），然后集中进行民主管理。

　　“好个中兴，顶了这么长时间没分，没想到想出这么个办法来，当时有人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真是一举多得啊。”当时村里家具厂的厂长刘福来说。

　　这一下子，村里可炸了锅，“‘股份’是个啥玩意儿”村民都在议论，对张中兴拉出来的这头“骡子”，长行村的老少爷们儿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再好的办法还是有人不同意的。”张中兴就对那些人说：“要不你们拿出个更好的办法来。” 最终，全村集体通过：把“骡子”拉出来溜溜试试，看看它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股份条例》讨论了一年

　　集体财产如何评估，如何量化到人，如何计息分红，等，对上世纪80年代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极其繁琐复杂的工程。

　　这可难不倒长行村的人，他们继承了周村的祖辈们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基因，喜欢动脑子，想点子。

　　开会！开会！开会！不停地开会。

　　村两委会、群众大会、企业厂长会，开会已经成了当时每一个村民最重要的工作。

　　会上争来吵去，家庭孩子多的，就提出来按照人头分，劳力多的提出来按劳力分，等等等等，意见五花八门。最后确定了两个标准，一个是年龄：16岁以上的在村里从事集体劳动者；一个是年限：从1964年1月至1983年12月31日凌晨，早来的股多，晚来的股少。

　　还是有人提意见：我们家有学生超过16岁了，没参加劳动怎么办？于是就添加上在校学生。

　　又有人提意见：我们家有入伍军人，他们比在村里劳动出的力还大！于是再添加一条：计龄时间内，现役军人服役期间，一年顶两年计龄分股。

　　1984年初，《股份条例》以周村长行农工商联合公司的名义正式张榜公布了。

　　这份条例，共分九条。提起这份条例，已经68岁的张中兴，仍然可以逐条背诵出来。

　　张中兴解释，之所以让不是劳动力，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学生参与分股，主要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以支持。当时的兵，都是义务兵，不仅一个月只有6元钱的补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为国家作贡献，所以村里有服役的军人，在服役期内，一年可以享受两年的股龄分股。至于“带帽子”的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张中兴说既然他们在政治上都受到了磨难，那就更不应该在经济上加以刁难。

　　短短的700多字的条例，几乎考虑到了村里所有人的利益。股份合作制的成效显而易见。

　　1987年，长行村成为淄博市第一个“亿元村”。

　　自长行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开始，十多年内，长行村的姑娘几乎没有愿意往外嫁的，“倒插门”在长行村盛极一时。

　　长行点燃“周村现象”

　　1984年，由长行村开始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烧遍了整个周村区。时任周村公社体改委主任的张新生（现任淄博市国土资源局周村分局党委副书记）说，周村区的许多乡村，纷纷仿效长行村，而且渗透到了乡镇企业，逐渐有了“周村现象”。

　　从1984年到1986年底，周村区自发产生了305家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1987年6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周村区为“引进以股份制为重点的乡（镇）、村办企业体制探索研究试验区”。

　　1988年4月，周村成为国务院农村改革试验区。

　　1988年5月30日，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姜春云考察周村股份经济发展情况时指出：“周村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试验，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集中了建设资金，联结了各方利益，推动了横向联合，抑制了个人消费，改善了企业机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