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能源技术亟需变革

　　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多？

　　现在看起来，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并且越来越严重。至于是不是会有《后天》那种戏剧性的不可逆转的绝对的大灾难？这个挺难说

　　南都：大家还记得始于2006年的全国大范围的干旱，重庆等地的旱情是60年一遇。全球日渐变暖，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我们将要面临的极端天气，将越来越多？

　　邹骥：对，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会进一步上升，带来的危害也会加大。

　　比如说，全球升温会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造成影响。什么时候该降水，什么时候降多少，是有规律的。现在就有可能把这个时空规律打乱了。在全球范围内，干旱、洪涝灾害、飓风等，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南都：电影《后天》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可怕的末日景象。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真的有一天可能达到类似的危及自身生存的程度么？

　　邹骥：我们只是说那是一种情景。当然这种情景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几乎没有可能。《后天》里描述的属于非常非常极端的情景了。

　　杨爱伦：气候变化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议，也是因为地球大气系统本身有它很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现在看起来，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并且越来越严重。至于是不是会有那种戏剧性的不可逆转的绝对的大灾难？这个挺难说。

　　想想今年南方发生的雪灾，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了，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采取行动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继续进行这种猜测，到底会不会像电影里拍的那个样子？那一天什么时候来？可能反而是浪费不起这个时间了。要把全球的碳排放控制在某一个范围内，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峻后果，我们还有一点胜算，但是时间真的不多。必须要从现在就开始做出很多行动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使用状况，改变我们整个的经济结构，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如何参与“减排”？

　　从长远方向看，中国积极履约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件好事情，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承担一些目前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责任的风险

　　南都：全球变暖，已成世界范围内政治谈判的首要议题之一。关于气候政治，各国间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比方说，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至今不肯签署以抑制全球变暖为目的的《京都议定书》，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单靠每个国家的自觉可能不行，但强制执行似乎也缺乏可操作性。这种两难是不是很难予以解决？

　　邹骥：现在确实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人类政治文明的角度去观察。到目前为止，就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一些国际问题而言，人类的政治文明实际上和几千年前差别不是很大。因为在国际领域里面，基本上还是靠强权，本质上还是一种实力外交和强权政治，比如国际社会就拿美国没有什么办法。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文明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像环境这样的全球公共利益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提得很高。从理论到实践中，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目前的解决趋势是通过大家协商谈判，形成公约和议定书等国际法律规则，大家一起遵守。当然公约和议定书的签署是谈判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很强，就是不想参加，你也不可能去制裁它，这种情况下公约和议定书就很脆弱，就好像联合国很脆弱一样。

　　杨爱伦：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气候变化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到，我们现在生活在碳排放受限制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有这个前提之后，何谓世界竞争力、何谓优势可能会发生变化，整个商业游戏规则也会发生变化。接下来，可能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可以造最节能的房子，谁可以造最省油的汽车。像美国整体经济正在下滑一样，现在美国真正失去的，是在一个时代转型的时候把握住下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竞争力优势。由于美国长期处在否定气候变化的思想里面，使美国的企业错过向更低碳、更节能的新一代产品发展的很好机会。

　　欧洲反而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欧洲规模相对来说毕竟还是小一点，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希望都是投注在了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另外的复杂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它的发展，保证把更多的人从贫困里面解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又要在发展的同时保护气候，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没有人知道发展中国家最后能不能成功，但是所幸的是，至少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已经体现出了前瞻性，看到了将来的一些需要，并且落实了一些政策，帮助中国实现这种低碳式的可持续发展。

　　南都：国际能源机构此前预计，中国将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去年，该机构将时间又提前了一年。当然，这遭到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的驳斥。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它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邹骥：这个影响还是很复杂的。签署《京都议定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定量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和义务，但是中国的履约行动和我们国内的节能减排目标是一致的，可以把这两者结合，以国际履约促进国内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节能减排是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要搞科学发展观，搞生态文明，肯定要做这方面工作的。而且未来世界经济走向低碳和清洁经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时评判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要看你的环保绩效。中国今天积极参加履约，为我们以后适应这种国际经济形态的转变及早地创造条件，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和潮流，否则二三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还是一个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经济。从长远方向看，中国积极履约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件好事情。

　　这种减排行动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不好的影响可能是，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可能承担一些目前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责任的风险。比如说为了环保，关了太多的工厂以后，老百姓就业吃饭、眼前的贸易利益会受到影响，甚至于经济发展空间要受到限制。对中国而言，13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永远是一个最优先、最基本的问题，搞得不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这同样是一场灾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怎样真正找到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可以操作，还见成效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正苦苦探索的问题。

　　企业应为气候变化买单？

　　征收气候改变税，可能在中国是早了一点。但从长远来说，通过财税政策更好地调节整个能源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南都：布什一直坚持，全球变暖问题最好由企业界的自发行为来应对，但本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九成大公司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排在它们日程的后面。如何看这个问题？

　　杨爱伦：企业商业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目前并不计算在企业的运营成本里面，它不用为这部分东西付钱。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性，不仅更多后果可能是由不发达地区承受的，而且还有一个跨年代的不公平性，这一代人造的孽，要下一代去应付。

　　这种外部性其实应该说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经济结构中最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没有办法单纯依靠企业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远见的企业肯定要比没有远见的企业先行一步，但因为企业也有竞争力的压力，即便有企业想要做更多，也很难突破这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行业的竞争标准，来改变整个经济的发展趋势，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的意愿必须跟政府的意愿、远景的期望相结合，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南都：有专家日前提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征收气候改变税，增加企业能源开销的成本。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一做法。你怎么看？

　　杨爱伦：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和它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努力相结合的。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更切实际的是讨论环境税，能源税。中国现在的能源价格不反映它的环境破坏，这个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长期把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建立在对能源和资源过低的估价上，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中国的能源不征税，始终价格这么低，中国的节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

　　气候改变税，可能在中国是早了一点。但从长远来说，中国通过财税政策更好地调节整个能源的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中国需要明白，现在面临的问题既有本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又有气候变化的压力。怎样采取措施解决这双重压力，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

　　能源技术亟需变革

　　人类在能源特别是低碳能源问题上，很难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到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依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

　　南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又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时候？

　　邹骥：确实是这样，应该说一个标志性的检讨是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人类首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开国际环保大会。这种思考和反省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但今天的检讨和反思显得格外重要。发展中国家沿袭过去发达国家高污染的老路是难以为继的，但是要走出一条新路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实现技术创新和革命，归根结底要归到今天的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能不能产生一种革命性变化。

　　南都：1972年的联合国环境人类环境会议至今已三十多年，技术一直发展，但污染和温室效应日趋严重。你对全球气候的前景乐观吗？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怎样的？

　　邹骥：技术是一直在发展，但是在能源特别是低碳能源问题上，很难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到今天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依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对于未来的前景，我也非常不确定，存在巨大破坏的可能性和概率。人类应对这种风险的能力是很脆弱的，要以风险管理的思维去应对，不能掉以轻心。有些风险一旦真正发生是不可逆转的，千万年都不能恢复的。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要防范和降低风险。不能立足于它不发生，而是应该防止它发生。

　　杨爱伦：就现在这样的发展，全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不可逆转的改变已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了。不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看成是我们的一种包袱，而是更好地想一想，它给我们中国的发展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中国应该怎样更好地抓住这个机会，在下一个阶段全球碳排放受限制的现实里取得最大限度的竞争优势。

　　最坏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想不出来。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增长速度，继续不加节制地发展下去，岛国面临灭顶之灾，非洲旱灾饥荒，南亚洪水泛滥。在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减产，热浪加剧，灾害频袭，沿海城市遭受海水侵袭，很多人不得不搬离家园成为“气候难民”。

　　栏目统筹：本报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