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华商随西伯利亚共同繁荣

　　一只云雀从草丛突然飞起，邓九刚座下的马惊跳起来，继而漫无方向地狂奔。他两耳生风，竭力控马，勒缰的手心滋出汗来。1985年，邓九刚在内蒙古达尔罕草原对心目中的“茶叶之路”进行实地考察时，惊马险些蹿出国界，闹出边界纠纷。半晌，马消停了。草海潮动，他在高天流云下立马踟蹰，嘟囔自语：“莫非那茶路就在脚下？”

　　“早年那‘后草地’是有一条路的。”儿时的邓九刚听老辈人这么说。从呼和浩特向北，越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广袤丰饶的草原。当地人称“后草地”。也就是中原人所说的蒙古草原。

　　“什么路？通到哪里？”

　　“运茶的路嘛。通×××，×××××……”接下来的地名是一串含糊的音节。后来邓九刚知道，那些模糊的音节是“恰克图”、“伊尔库斯克”等。这些都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城镇。

　　俄罗斯商团拜谒康熙

　　作家邓九刚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驼道》、《驼殇》、《驼村》、《驼路歌》及《大盛魁商号》时，前后采访过100多位从茶路上退下来的商人、驼夫。茶路的传说让邓九刚着迷。好奇，就刨根问底。从被烟草熏黄胡须的口中，老辈们娓娓道出神奇的心底世界——后草地深处那条茶路活跃生动的存在。

　　邓九刚不能自持，丢开手头的小说创作，开始求证“茶叶之路”这一概念。

　　康熙年间的一支俄罗斯商队被邓九刚看作茶路故事的缘起。

　　1689年，康熙为切断蒙古草原上的枭雄噶尔丹部的后路，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眼中，那主要仍是中俄之间第一个明确划定国界的条约。而俄罗斯人则看重条约的另一部分内容——通商。近代俄罗斯经济学家瓦西里·帕尔申称该条约为“第一个俄中和好通商条约”。

　　时隔不久，1693年，一支175人的俄罗斯商队从莫斯科到达北京。商队因持有彼得大帝签署的国书，兼有使团性质。大清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事先向使团交代，要按中国惯例对皇上行跪拜礼。康熙大帝在故宫接受跪拜后，率众臣、宗室、贵族凡300人大宴使团。对所有来人厚加赏赐，远远超过来人赠送的礼品。使团在京逗留期间，每日受到肥羊鹅鸡马奶酒款待。清廷完全是按贡赐关系行事。

　　自秦汉以来，“四夷崇敬，八方来朝”。邻邦纳贡，朝廷重赐，已成惯例。宋人石介著《中国论》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中央王朝和四夷的关系，常常是君臣的等级关系。这就是中国君王心目中的国际秩序，并形象地体现在贡赐关系上。

　　17世纪的中国朝廷仍没有建立现代国家概念，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绝贸易。明末清初那些谈不上测绘价值的舆图上，中国的十来个省在一片海洋中央，以外是若干小岛。1693年俄罗斯使团到京时，《大清历朝实录》中谈到俄罗斯，只含糊地说“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里。”谈到使团来京，也将其称为“外藩朝贡”。

　　俄罗斯使团在提出关于边界纠纷和在华建立东正教堂的诉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请派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举应无庸议。”从上面的答复中将俄罗斯列入四夷、出面答复机构为理藩院便可看出，清廷是将外国事务等同于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来办理的。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与“藩”“夷”通商。若派遣使团或商队到外国，无异于朝贡称臣，绝无此理。

　　而俄罗斯则是一个重商的国家。莫斯科城邦早期的兴起和繁荣，完全得益于商品的集散。俄罗斯在没有轻工业生产的时代就急于打通第聂伯河、伏尔加河水系的商路。纤夫们拉动的商船运点儿皮毛和蜂蜜到君士坦丁堡，换回葡萄酒、黄金、丝绸和香料。公元10世纪末，俄罗斯皈依东正教，同莫斯科到君士坦丁堡商路的开通有着直接的关联。历代沙皇直接参与贸易、控制商业，通过“葛斯奇”(大商人)代理，垄断皮货等贵重商品的买卖。彼得大帝登基时，君士坦丁堡已成为奥斯曼帝国首都，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水路被切断。为了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彼得一边忙着在波罗的海建造港口和造船基地，一边向亚洲东部谋求出海的不冻港。这时，彼得看到，直接从陆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将为沙皇俄国带来滚滚财源。何况，从新兴的彼得堡到西伯利亚，所有家庭的茶炊沸腾着，俄罗斯已经离不开茶。

　　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朝野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此后双方的和平边贸持续了近300年。

　　这就是“后草地那条茶路”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