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因茶路繁荣

　　西伯利亚因茶路而繁荣

　　在恰克图那边，因茶路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实施占领后，尽管政府竭尽全力调集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仍无法满足需求。16世纪中原政权还是明王朝时，蒙古族土默特部的商队就促成过中俄民间贸易。当时来自中国的粮食、蔬菜、丝绸、瓷器，尤其是茶，极大地缓解了开发西伯利亚的困难。

　　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是最早中国至西伯利亚民间交易的场所之一。草原茶路开通后，不仅茶支持了人们在西伯利亚的生存，而且商品交换使一部分祖辈操弄猎枪、渔网和牧鞭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望不到边的肥沃土地被开垦种上小麦，只种不管，即可收获。上乌金斯克等地迅速变成远近闻名的农业区，产出的小麦经伊尔库斯克直接从恰克图卖给中国商人，换取茶叶。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出产的小麦上升为俄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西伯利亚的变化吸引了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乌拉尔山以西流向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一系列新兴城市像平地冒出来一样，东正教堂的钟声在广袤的泰加林原野上阵阵远播。还有不少西伯利亚人依据地理优势，就近改行当了商人，成了大财主，进而成了控制某一地区的实力派人物。有些人还被政府任命为西伯利亚重要城镇的行政首长。这个迅速崛起的群体构成了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西伯利亚新贵族”。

　　得益于中俄贸易，俄罗斯轻工业迅速发展。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

　　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中俄走向两个方向

　　茶叶之路存活的二三百年中，中俄两国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巨大变化。

　　俄罗斯日渐强大，在17~19世纪巩固了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幅员最大的国家，迈开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步伐。在通讯、造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领域有了显著进步，形成20世纪超级大国的雏形。

　　1780年《中俄伊犁条约》后，俄罗斯在中国北方增设领事处共达11处。加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得到了到中国内地经商办厂的权利。《中俄瑷珲条约》签约后，俄罗斯的阿穆尔船舶公司垄断黑龙江的航运，年盈利40万卢布以上。

　　1865年，电报通讯缆线从莫斯科敷设到伊尔库斯克，俄政府向清廷提出从恰克图到北京之间敷设通讯缆线，被清廷拒绝。俄罗斯转而延伸电报通讯缆线至海参崴。不久，即从水下通到上海，在黄埔滩头设局营业。中国市场的商业信息，眨眼间可从上海经海参崴传到伊尔库斯克、莫斯科。

　　而大清帝国却江河日下。政府无视恰克图贸易的宝贵经验，闭关自守。拒绝以现代外交方式同西方国家交往，放弃了主动开辟口岸同外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历史机遇。结果内外交困，列强紧逼，连连战败，丧权辱国，白银外流，在19世纪转向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