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移民局科长称补助款不足以调动外迁积极性

　　调水收益能否补偿移民？

　　“停建令限制了库区企业的发展，很多企业找我们诉苦，主动搬迁以后资金周转不过来，影响了产业升级和新产品开发。”李全儒对此深有体会。但是，因为中线工程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至今未批，资金渠道不通畅，移民工作迟迟不能启动，目前才开始试点。

　　相比熊军的公司所面临的困难，王天有面对移民外迁就轻松多了——“我们不给国家找麻烦”，只要安置地“地方好，能致富”就行。

　　“这是移民的普遍心态。”康随军说，他们的最低要求就是搬迁地好于或至少等于现居地。

　　库区的移民方针是“有土安置，以农为主”，十堰市移民局对武汉、仙桃、潜江、荆门、襄樊等地的移民点做了实地考察，规划了392个集中安置点，确定外迁移民人均土地安置标准1.5亩。

　　“和移民的要求相比，安置点还存在一些问题。”李全儒说，被淹库区是十堰农村经济的亮点，大部分邻近县城、集镇，种经济作物，收益好，而有些安置区在滞洪区内，种植结构以粮、棉、油为主，而且是两季稻，劳动强度大，移民不一定都能适应。

　　随着移民试点工作的展开，李全儒身上的压力与日俱增。

　　不过，在他们的努力下，库区移民征地补偿标准已经由最初的10倍提高到16倍(按前三年平均产值)，十堰市移民局还在争取将移民外迁补助提高到8000-10000元。李全儒说，“目前补助款只规划了1000元，不足以调动外迁积极性。”

　　当然，李全儒最希望建立一种利益分配补偿机制，从调水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给水源区，让移民所得与工程效益挂钩。

　　“丹江口大坝初期工程效益过百亿，而库区移民却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李全儒期望二次移民能有所突破。

　　投资型移民探索

　　“丹江口库区移民需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式移民，转向积极的开发式移民、投资型移民。”十堰市科技局局长严炳洲对投资型移民的解释是，库区移民以其居住权和土地使用权等作为资本入股，在工程运营中享有一定的股权。

　　三年前，严主持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区际协调》的研究课题，建议探索工程横向利益分配机制。他在提交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写道，在市场化运作条件下，水源地移民资产收益持久而稳定的保障，应以水源公司为载体。

　　水源公司是国务院为中线调水而设立的，负责水源地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运营。严炳洲主张在工程管理体制上，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与水源地的湖北、河南三方共组水源公司：湖北、河南以投入的水资源、土地和生态建设折算股份；长委以汉江集团的工程投资折算股份。以此实现水源公司的“政府宏观调控，股份制运作，企业化管理，水源地参与，可持续发展”。

　　严炳洲的主张来自前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一次表态。汪曾著文指出，“从长远看，还是以让移民拥有一定股权的方式更为合理。”

　　“投资型移民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尝试，它比较稳定而且能真正体现工程投入，应该做。”严炳洲说，中线调水一定要突破这个事。

　　但十堰即将开始的移民试点工作，“有土安置，以农为主”的移民方针，并没有触动并改变库区移民的农民身份。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李津逵对三峡库区移民做过跟踪调查，他说，关起城市的大门搞移民，不但没有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还增加了流入地的生态压力。

　　李津逵主张将减少库区耕地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增减挂钩，让库区移民带着“地票”进城。“地票”带来的用地指标也可以货币化，变成移民进城后的福利保障。

　　“在当前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宏观形势下，城市有主动接收生态移民的积极性。”李津逵说，这样一来，移民就能怀揣着一份用地指标选择自己的去向。

　　李津逵目前正在与进行土地综改试验的重庆接洽，希望“地票”移民在重庆能先行试点，然后向全国推广。

　　对于丹江口库区来说，不管是投资型移民，还是“地票式”移民，都在传统移民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他们能否抓住机会，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