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商业化或是崇礼门被毁原因之一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崇礼门被毁。再多的眼泪也无法在一片灰烬之上灌溉还原出只有历史才能甄选的传统文化精髓。人们痛定思痛：崇礼门事件给全球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何种警示？我国古建筑与韩国古建筑同属于木结构体系，今天的保护状况如何？应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为寻找答案，记者登门拜访了中国文物协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和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

　　纵火烧去的，不仅是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古建筑，更是传统文化和历史本身。两位老先生在叹息之余，一致强调，须警钟长鸣。“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而人为损失在法律、制度、管理下是可以避免的。”

　　年前公布的我国博物馆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消息，因崇礼门事件让两位老专家夜不能寐。根据国家文物局规划，全国近500家博物馆、纪念馆将在2008年内免费开放。两位老先生认为，向公众普及文物知识是大好事，但同时文物的安保压力将更大。为把好事做好，各级博物馆应从崇礼门事件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做到“免费不免票，控制人流；换票要凭证，加强管理；参观要安检，确保安全。”

　　韩国教训

　　崇礼门安保竟交由商业公司

　　来自韩国的信息显示，在崇礼门事件中，应该担负起责任的包括多方职能部门。

　　据悉，此次事件涉及的文物管理部门出于美观和预算的考虑，没有在崇礼门内部安装自动喷淋设备和火灾报警器等设施，仅有的消防器材只有8个灭火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崇礼门的安保工作并没有交由专门的文物保护部门承担，而是由一家安保公司义务负责，管理上的疏漏使纵火成为可能。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的第一反应并不迟缓，数分钟之内赶到现场的30多辆消防车和128名消防员，却未能抓住最好的灭火时机，因为在如何灭火的问题上，消防部门与文物部门竟协商交涉了近50分钟。另外，消防部门使用的文化遗产灭火指导材料过于简单，没有对木制古建筑的灭火施救方法、喷水方式、喷水位置、余火处理等关键问题做出详尽的说明和指导，致使消防队员在长达5个小时的灭火过程中，对着火的木结构城楼“束手无策”，向屋顶瓦片浇水降温的消极措施无异于“隔靴搔痒”，600年的崇礼门最后竟在众目睽睽下轰然倒塌。

　　罗哲文先生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感到非常遗憾，他告诉记者，崇礼门虽然与故宫等古建筑一样，都属于木结构体系，但是在崇礼门内部没有陈列更多的文物摆件，所以完全可以安装并借助于自动喷淋设备来灭火。如果先期对于这些设备有过考虑，在事发之时或许可以挽回一些损失。

　　担任中国文物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历史文物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已86岁高龄，他是我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制订人，至今仍然在为保护北京的古城风貌奔走呼号。他说，国家的责任就得由国家来干，在文物保护方面，应该是坚决反对商业化的。那么，崇礼门的安保问题就绝不能交由商业公司，这是一个大的疏漏。文物的保护、安全始终都是第一位的。

　　中国现实

　　“越来越好”与“仍然严峻”

　　罗哲文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对于文物保护的情况比过去有很大改观，总体情况是越来越好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各级领导到社会公众，大家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广泛提高了；二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投入到文物保护上的经费大幅提高；三是更先进的技术力量的介入，使得天灾等得到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罗哲文先生介绍说，在1961年3月制定实施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我国就将“四有”视为文物保护单位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来做。“四有”就是对于文物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专门的保管机构和人员、有记录档案数据。1982年，随着《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建设作为各级政府的责任和任务，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下来。

　　几十年来，尽管受经费、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基础工作仍然不尽完善，但仍是在做着不断趋于完善的努力的。“四有”是对于文物保护的底线要求，它们的顺利达标能够基本保证文物的安全，这其中更有出于未雨绸缪的忧患思虑。

　　谢辰生先生告诉记者，从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看，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特别是古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法人违法，违法难究”。他认为，我国对建筑文物的破坏损毁在社会转型期是最严重的，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商业开发行为对北京的古城风貌损坏很大。以前我国拥有100多个有较高保存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在保存完好的仅剩丽江、平遥等三四个。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却也使我们在文物保护的很多方面开始面临严峻挑战。

　　谢辰生先生提醒说，从现在到2010年左右，在我国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在这段时间必须要加强文物部门的管理和力量，以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