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绿色经济政策关键要解决相关体制问题

　　告别“风暴”，寻找新路。去年9月一个环境论坛上，潘岳首次展示了新路——制度建设，即用7项政策构建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

　　然而，“经济发展”似乎总是在不断阻截着环保新政迈进的步伐。“绿色经济政策”工程也不例外。

　　在推出绿色保险之前，被寄予高度期望的绿色信贷，准备通过对减排不力企业的金融惩戒，从资金源头上切断企业动能，但面临着开局不顺。

　　2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绿色信贷阶段进展，潘岳用“取得了阶段性、局部性成果”来表述，但他同时坦言，目前情况与预期目标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

　　“有的地方只做表面文章。”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潘岳的这一说法已有所“保留”。他透露，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还没有启动，甚至处于观望状态。

　　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提供了3万多条企业环境违法信息。”其中有多少被银行部门采纳，目前环保总局表示也不知结果。

　　原因首先来自操作技术层面。“很多银行都反映工作很难做，涉及到的工艺技术性问题太强。”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分析处处长李晓文对记者表示，由于节能减排专业性强，绿色信贷中涉及到的准入、技术、排放、能源消耗、循环利用能力等标准，国家都没有明确的规定，银行不便操作。

　　其次，银行作为绿色信贷的关键部门，在起到“闸门”作用、对“两高”行业拒之门外的同时，如何平衡自身利益也是个难题。往往是当银行对企业竖立绿色屏障时，发现自己也丧失了“优质”客源。

　　同样的困难也出现在绿色保险施政中。

　　针对中石油、中石化等大企业表示，担心国内保险公司不具有承保能力，保监会财险部副主任董波笑称：“保险业有一句话，没有赔不起的保险，只有买不起的保险。”

　　“如果企业有相应的财务保障能力，可以解决偿付，试点期间不需要参加。但如果企业没有强大的偿付能力，我们建议参保。”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政策处处长原庆丹向记者解释，目前公布的试点指导意见，不是一刀切，要区别对待，各地根据情况自行选择企业试点。

　　此外，绿色信贷在未来实践中还面临着一系列技术难题：强制参保还是自愿？如果不强制，企业不参加怎么办？如何确定损害范围？如何评估？如何核定保险费率、索赔时效、赔偿标准各是什么？

　　尽管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面临重重难题，但毕竟已经迈开实践实质性步伐，即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发文，推进其进展。而其他绿色经济政策仍处于停滞或争论中。

　　如由于缺乏对应的职能部门，生态补偿机制实质上处于难以操作的境地。

　　“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界定利益主体的责任。”环保总局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对记者称。尽管任勇所在的课题组早在2006年8月就提出了完备了生态补偿政策框架，然而，“怎么补、谁出钱、区域间如何协调等问题”都需要“有一个主体出来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该制度的全面建立。目前试点仅限于省级区域内，跨省生态补偿尚未有例。

　　相比上述7项明确提出要建立的绿色经济政策，绿色GDP由于缺乏国际经验和缺乏相关制度、技术等支撑，经过一段争论后，下一步该怎么走也还在观望阶段。

　　体制突围是关键

　　潘岳日前表示，绿色信贷遭遇到的障碍，说明了改变现行格局和规则存在困难，这给政策推行者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

　　在原庆丹看来，环境经济政策的技术问题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和解决。但最难解决、最容易使该政策落空的仍是，地方政府、企业、环境经济政策落实机构如银行等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带来的消解作用。

　　如“双高”行业中的大企业(或上市公司)一般均为商业银行的大型客户，停贷会造成商业银行前期投入的信贷风险，而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失去税收大户，继而继续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而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我国银行业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企业，其信贷行为还受着地方行政权力的左右。

　　“仅靠国家环保总局单方发文是不够的，需要相关部门配合。”一位长期研究环境政策的专家点评去年环保总局“生态补偿指导意见”时向记者表示，从目前看该指导意见只是部门条例，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更多地需要财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合。

　　对此，该人士分析：“不能因为某些技术难题而因噎废食，推进绿色经济政策关键要解决相关体制问题。”即相关财税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相关部门配套措施跟进及监管机制。

　　相比此，也有专家提出，要把环境经济政策从分散到各部门的行政法规中提升到立法高度，才能彻底破解体制难题。

　　如前述绿色保险方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污染责任险作为强制险来推行，如果中国没有相关立法保障，很难保证企业都自愿参保。

　　无论未来从哪个方面突围，环保总局表示，“尽管困难重重，我们推行绿色经济政策制度决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