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

　　记者：但“解放思想”有时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感觉比较虚。

　　俞可平：解放思想不是因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空谈，关键要取得效果。我认为，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改革，特别是制度的改革，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举措，否则，解放思想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体现在制度改革上，能够增加我们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关于民主政治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突发奇想，但整个成文只用了两个小时，发表前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

　　记者：很多人都对您那篇著名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写作背景很感兴趣。是什么诱发了您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俞可平：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初衷是什么？我想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纠正一些在民主问题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认识。在民主问题上有很多争议，有一些是偏见。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有责任纠正那些不正确的认识。我既写了民主的优点，也写了民主的不足。

　　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绝大多数网评和来信都是支持的。但也引起了争议，甚至招致批判。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能引起争议。

　　在批判的文章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两个极端。第一种批判说，我写的这个东西，就是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作辩护，是“伪民主”或“假民主”。有人在境外网站上写专栏文章“俞可平民主思想批判”，从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已经到了之七。另外一种正好相反，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鼓吹超阶级的抽象民主观，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否定共产党的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这也是我的期望所在——我写的一个东西，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

　　记者：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连我们这种政治门外汉都看得懂，“扫盲”之作。

　　俞可平：我认为一位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应当会写两种文章，一种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要深入浅出；一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可以用一些专门术语。我总认为，我们说话要让别人“听得懂”才行。

　　记者：有人说，读《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读到了学人之思，仿佛也读到了一个国家的立场，更多的弦外之音。对此，您当初写这篇文章时会预料到吗？

　　俞可平：知道会有反响，发表之前我也曾给圈内的一些学者同行看过，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大。这也说明，大家开始更加热切地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记者：您曾提出在增量民主的发展中需稳步推进政治改革，这几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地方政府创新。从近四届的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名单来看，好像江苏、浙江，甚至是四川的获奖较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创新更为活跃？

　　俞：你们广东也不少啊，主要是深圳。我们和深圳一直有合作，他们本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思想一直比较活跃，在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成果。

　　记者：今年春节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欢迎网友来“灌水”，对政府有何意见来“拍砖”，这也是种创新吧？

　　俞：这很好，是一种亲民的方式。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臣，老百姓能记住几个，他们最记得那些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贡献的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亲民官员。用网络语言给网民拜年，就是充分倾听民意的一种方式。

　　关于自己

　　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早上六点起床晨读，晚上基本不应酬，但也会看电视，哪个流行看哪个

　　记者：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让“俞可平”这个名字闻名天下，有人称您为十七大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媒体在介绍您时也常喜欢给您贴上“文胆”、“智囊”这样的标签，加之您行事的低调，更给人神秘的感觉，对外界的种种评价甚至某些猜测，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俞可平：我不是什么“文胆”、“智囊”。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成为中央的“智囊”或“文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和中央编译局一名分工负责理论研究的领导。

　　记者：这几年您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俞可平(打断)：我去国外演讲时曾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大陆有个风气，就是由领导带领团队做研究，研究成果挂领导的名字。您每年发表这么多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且都比较前沿。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成果，是不是也是别人做的研究，您挂的名字？我当时说，只有我做过的东西不署我的名字，但肯定没有别人做的，写我的名字。

　　记者：这些研究成果纯粹是学人之思，还是受命于官方甚至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机构呢？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是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党中央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当然要承担中央交办的翻译与研究任务。我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和中央理论工程的一名首席专家，也要承担中央下达的研究任务。但我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

　　对了，大年三十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德国的杜伊斯堡大学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决定，授予我以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我有点诚惶诚恐，因为我知道，国外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通常是授予那些德高望重的硕儒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提名和评选程序相当严格，我怕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