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背后

　　在中国，人民战争被总结为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也一直是我军指导战争的神圣法则。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之后，关于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是否还适用的问题，国内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人民战争确实是一种高明的战略，但人民战争能够打起来的前提是要有人民。如果没有拥护自己的人民，任何统治集团都不可能一厢情愿地去发动一场人民战争。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的战争奇观，是因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给予了人们梦想已久的利益：在农村，平分土地，减租减息，千百万农民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城市，许诺给知识分子渴望已久的民主、自由，从而争取到人民中的大多数。

　　后来无论是历史政治教科书还是文艺作品，谈到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愿意为战争付出任何牺牲时，往往只是片面强调思想动员和献身精神，而对此避而不谈。在新的战争环境下，人民战争要再次发挥作用，除了技术和环境的制约外，最根本的依然是人民利益和民心向背的问题。

　　另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在战争方式与平民的死伤数量的关系。经受现代文明洗礼后的当今世界，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即便如此，任何战争都同样意味着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在以巴冲突中，我们看到兵民相混的情况造成了平民的伤亡悲剧。

　　人民幸福生活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但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在很多人的心里，为胜利，为国家强大，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而忘记了他们只是达至“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这样一种对生命和个人价值的轻视，却往往被标榜为“豪迈”和“爱国”。如果当年这种做法是痛感国家积贫积弱的个体，深具道德理想甚至个人牺牲情怀的无奈选择，他们的行为理应得到我们的敬仰。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知先人这种牺牲的价值，正是为了后人不再或者尽可能减少这种牺牲。轻言牺牲者既挥霍了先人牺牲的意义，同时使自己成为摆脱了思考的责任的懦夫，只是犬儒地服从和亦步亦趋。这样的爱国，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了无遗憾。柏杨先生说过，千万不要结交声称做大事不怕牺牲的朋友，这种人迟早有一天也会为了人和“大事”牺牲你。至理名言。

　　现代社会里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人民战争”：尽管萨达姆一再呼吁人们抵御外敌，但大多数人民却自发选择了不抵抗，并自发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显然，对统治者而言，以为凭借宣传和说教就能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去牺牲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它让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迟迟不肯让利于民，最后却悔之晚矣。而这枚苦果恰恰早在战争之前就种下了，和平时期的内政方针如果置民众利益于罔顾，拒绝建立公开公平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谈判机制，钳民之口，结果往往“因为一场战争而丢失了一个国家”。

　　为何有反战

　　美国影片《猎鹿人》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有句名言：“好的战争题材必是反战的。”以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很少有好的战争片——它们不是迫使我们思考战争，而是用来激励我们奋不顾身地投身战场。我们有的是战的喜悦，和无战的沉痛。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和杀戮，这在人类历史是很罕见的。奇怪的是，苦难和牺牲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反战思潮和运动，相反，许多人依然迷信暴力，骨子里相信战争能解决任何的利益纷争。实际上，近代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并不反对采用战争形式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起义、武装斗争都是必要的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念深入人心，而对反战的呼吁则要冒被指为“政治幼稚”的风险。

　　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里主人公亨利厌战和逃离部队的事实，更不能理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非暴力代表了甘地的幼稚和怯懦，远不如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来得痛快实际；少部分人的所谓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非暴力”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层面，而想不到那会是一种原则和信念。

　　实际上，甘地的做法最终之所以能奏效，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对手造就的。英国人在印度犯了很多错误做了很多坏事，但现代国家建立在民主人权思想之上，行事有一定的规则底线，这与封建王朝帝制视万民如彘狗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制度下，甘地虽然屡次被拘捕，一次次坐牢，但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找律师为他辩护，进行公开审判。这样，甘地就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斗争手段来保护自己。

　　但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完全剥夺他们通过合法手法表达愿望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法就是王法，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统治的方式决定了反抗的方式，暴力反抗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又激起了统治者更加残暴的镇压，于是杀人放火、食肉寝皮等极端惨烈的事件和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一道奇惨痛心的景观。

　　延续几千年的残酷斗争，不仅仅消耗了财力，滞后了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使生命成为最没有价值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拿出去奉献。这与珍视生命、慎言牺牲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久而久之在人们心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嗜血因子。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一有意见不合人们就恶言相向，大打出手。如果哪一天中国人也能自由地毫不犹豫地去谴责一切暴力时，我们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热爱和平”。

　　当然，历史上无数次灾难性的战争，很少被人们善良的和平主义运动有效地制止。这也是一个无情的现实。爱因斯坦晚年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你一生所追求的那些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能不能成功？”“不能。”爱因斯坦如此回答。“那你为什么又要继续这项事业呢？”“必须。”他同样肯定地回答。

　　我们不一定能有如此强烈的和平主义理念和普世情怀，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反战首先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征，当打杀声甚嚣尘上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制衡和反诘；其次，反战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从暴戾、对抗、粗陋的社会氛围中解放出来，过上平和、诗意、有美感生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