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战争观的中国样本

　　本刊记者 赵灵敏

　　近年来，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各种类型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接连创下收视率新高。近期热播的《士兵突击》、《集结号》、《投名状》等，更成为街谈巷议和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大有升腾为文化现象之势。

　　第四波的变与不变

　　其实，这并不是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一次“井喷”。以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为发轫，军事题材影片在195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期。由于当时的观众刚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挣扎出来，对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美好的期待，对这类影片自然有着同步的欣赏体验。而此时的导演、编剧、演员等创作者，大都亲历战争年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都带着那个年代里依然存在的纯朴与真挚的东西。这种高度的契合和响应，造就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影片的辉煌往事。

　　到了1980年代，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背景下，出现了《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今夜星光灿烂》等一批军事题材影片。在当时倡导思想解放的宽松环境下，这些影片突破了以往英雄必定“高、大、全”的范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另类英雄形象：痛苦、徘徊的抗联战士魏德胜、胆小怯懦的赵蒙生、牢骚大王靳开来等。《今夜星光灿烂》让5个年仅18岁的战士，在胜利即将到来的前夕，全部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八女投江》结尾时主人公红军女战士的牺牲。这些在以往的军事题材影片中，都是难以想象的。值得一提的是，《血战台儿庄》是第一部承认和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所作贡献的影片。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则出现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开国大典》、《大决战》等一系列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表现内容的影片。创作者的笔触从百姓士兵一直延伸进最高统帅部，重点表现最高决策者纵横捭阖、决胜千里之外的气魄和英明。

　　目前可谓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第四波”。在当下这个人性中的欲望层面百花齐放、精神层面却惶惶不安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些流传已久的人类拥有过的美好特质来抚慰心灵，重燃内心的激情和壮志(不论是去追求什么)，以勉力前行；需要有人实践那些久被遗忘的道德信条(如世界毕竟是公平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甚至是傻人有傻福等等)并获得成功，让大家从社会现实中看到希望。于是，《士兵突击》和许三多风靡一时。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这些影视剧也有所突破。在影视剧“第二波”里出现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毛病，现在可以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这样的大毛病；以前是教育教育就好了，现在是毛病自始至终；以前有“缺点”是为了消灭“缺点”，现在则缺点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的特质，就是可爱的表现。这样做在收视率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因为在迅速商业化、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心理需求。

　　虽然，军事题材影片的表现方式早已出现了变化，但其最核心的部分——影片的战争观上，人们仍在重复着沿袭已久的东西：道德至上，集体之上，国家至上；敌人是愚蠢虚弱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军人只能成为战争的从属物，没有个体存在，不允许被俘，不允许投降，不成功则成仁；按阶级立场划线的价值原则：爱屋及乌，恨乌亦及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朋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但归根到底，它强调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而不允许出现宽容、妥协的精神；它塑造的只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不是独立思考、眼界开阔的现代公民。

　　这样的影片战争观，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并没有直面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失误和劣根性，挖掘“中国何以落后”的内部原因，从而达到对文化因袭、历史演进、民族兴衰的沉思和反省；从小的方面讲，战争影片中呈现的所谓人性被矮化成大大咧咧、不讲卫生、不守纪律等“可爱”的缺点，外加一点儿女情长和情感纠葛。至于严肃的人性反思，比如战争的荒诞性，战争中人性的软弱、坚强、绝望、希望、自由、民主等主题，基本不去涉及。创作者回避对死亡、牺牲问题更深的思考与责问，以浮华肤浅的煽情来代替直指生命尊严的反省。

　　显然，这种战争观并不仅仅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自我想象，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内心深处并折射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它表现为爱国主义、支持正义战争、人民战争、农民起义，反对恃强凌弱等政治正确。同样，在一些时候，它也表现为“他人就是地狱”式的恶质人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动辄“杀到××国家”去的暴戾。如果加以甄别和分析，人们就很难对战争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反思。

　　谁是“正义”的父亲

　　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对战争最耳熟能详的分类是将一部分战争认定为“正义的”，而另一部分定义为“非正义的”。学生们从小就被告知：正义战争是指一切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促进社会进步的战争，支持与维护正义战争，是对待战争的根本态度。正义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但是，这样爱憎分明的二元分际，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马上遇到了困难，因为很多战争的性质并不能通过“正义”或“非正义”来进行简单的概括。在更多的时候，“正义有多个父亲，非正义则是一个孤儿”，每一方都认定自己是正义的，是受到侵害的一方，而指责对方不正义，如以巴战争、以黎战争、印巴战争等。

　　此时我们发现，有多少利益主体，就会有多少“正义”的旗帜在战场堆积如山的尸体上空飞扬。人们对正义各有说法，背后始终是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集团的利益。在西方，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交战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以及各自的盟友无不以正义之名自辩。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

　　战争胜利者只要建立新政权，也就同时掌握了战争的解释权，往往用 “海内一统”、“黎民安居乐业”的既成事实，来证明当初战争主观动机的合理，即用“无敌”来证明自己的“正义”，正义和非正义之争演变成历史诠释权的争夺拉锯。这时，战前对“正义”的宣示，就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壮大实力。

　　而要让人民相信己方的正义性，在今天的通讯环境下并非难事。除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外，更根本的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常常是由领导人来决定的。连纳粹头子赫尔曼·戈林也认为：为什么农场的某个贫穷的工人希望冒风险参加一场战争，而他从战争中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是他能够全身回到农场呢？显然，让人民顺从领导人的意志是一件相当容易做到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告诉人民他们受到了袭击，使国家暴露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都会同样奏效。

　　当拿破仑大军横扫腐朽的德意志时，德国知识界先进人物普遍表示欢迎。歌德就是拿破仑的赞扬者，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献给他，黑格尔称他为踞于马上的“世界精神”。这些人显然也认为，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是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倾向于牢记过往的辉煌和屈辱，同时忘记自己丑陋或羞耻的往事。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地履行这一思维潜规则：对外伤大声说话，念念不忘，而对内伤则保持沉默和轻描淡写。

　　这一套思维到了国际关系上，就变成：把独裁者制造的万马齐喑的死寂称之为“和平”，从而指责外部势力破坏了和平；对美国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义愤填膺，却对萨达姆政权的暴行和屠杀视而不见；每每总能理解专制独裁者的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人们往往过度强调单边主义自私与霸权的一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过程中夹带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现代价值色彩。

　　另一方面，许多人还习惯用“弱者”和“强者”来分别代表“正义”和“非正义”，流行的表达是保护弱者的利益，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一道德制高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维的混乱：难道拉丹、萨达姆、塔利班是弱者? 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人，即便他们曾经是弱者，后来也早已站到了弱者的对立面,就如同塔利班、萨达姆不能代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一样，拉丹更不能成为伊斯兰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和所谓弱者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就是愚昧和极端。此时，所谓“弱者的利益”便成了一种伪道德,从而和独裁统治者们一起站在了自由和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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