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结构问题由此而生

　　“风起于青萍之末”。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变量，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大多与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有关。

　　在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未能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提高的局面下，资本利润难以按正常状况投资于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领域，其实质是国民经济生产、消费和积累的正常循环受阻。在这一情况下，资本出于利润最大化本性，一方面是只得持续地集中投资于投资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是转向楼市以及其他投机性投资领域。

　　当资本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领域时，形成了一种“资本自循环”的增长型式。资本由于效率提高和价格稳定而产生高额利润，利润大量投向投资品生产，由此而产生的利润推动资本快速扩张。在这一增长型式中，出发点是资本追求利润，结局点的主要客观效应是资本规模的较快扩张，反映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较高的积累率。接下来则继续是资本追求利润、以及利润导致资本扩张的新一轮循环。在这一增长型式中，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成了资本扩张和出口，客观上不再主要是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在这一增长型式中，由于全社会剩余产品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则是长期持续低于GDP增长，占GDP比重逐渐下降，导致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相对减少，埋下了种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隐患。当资本利润大量进入投机性投资领域时，出现了楼市的剧烈波动，致使部分社会群体利益严重受损，同时还降低了全社会要素效率。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消费比重较低，投资比重较高。199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 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6年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0%。与此相应的是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上升，2004 年为43.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6年仍有42.5%，只比2004年下降0.7个百分点，比200 0年高7.2个百分点。

　　从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费比重和如此高的资本形成比重。20 02年，在我所搜集的15个国家和地区中，居民消费比重最低的新加坡占国民收入的42.2%；最高是美国，占国民收入的70.3%；算术平均为58.1%；资本形成比重最高是香港，占国民收入的26.5%，最低是俄罗斯，占国民收入的 16.3%，算术平均为20.3%。十分明显，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如果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算术平均值为基准，则中国的居民消费比重偏低约2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比重偏高约20个百分点。

　　此外，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长期较低，制造业层次亦较低，深层次原因也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较低。

　　生活服务业发展严重受到绝大多数居民缺少购买能力的制约。生活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是城乡居民购买劳务消费，但由于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在购买必要的物质消费之外，就很少再有较大的支付能力。在这一状况下，居民要么是选择价格较低的劳务消费，要么是以自我服务来替代劳务消费，所有这一些都阻碍了生活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增加值还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而被大大低估。工资是服务业的主要成本，劳动力价格较低情况下，同样功能的服务业产生的增加值也较少，从而大大低估了服务业在GDP中的地位。这也使得服务业的发展较难产生相应的利润和税收，进一步弱化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如杭州市具有很好的山水资源，但旅游利税收入却较少。需要说明的是，制造业由于能源原材料和技术装备价格的国际化，加之工资比重较低，因此增加值低估问题尚不严重。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较高，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城乡居民收入相对较少，因此用于购买教育、医疗保健、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服务亦相应较少，用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支付能力也较少，从而直接制约了社会发展。这还影响到价值认同、社会分工等社会发展诸因素。

　　仍不乐观的劳动前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而从当前国内情况看，近期内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状况并不乐观。

　　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已大大减少，但也只是审慎地认为当前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尚未出现劳动力全面短缺。特别是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及其薪酬水平下降，更是威胁着中低层白领工资水平的提高。即使若干年后劳动需求大于供给，也会由于资本自身的调整和适应，而延缓工资提高。

　　当前我国劳动力还存在着多重的竞争力较弱状况。高端劳动较难和境外同行竞争，如中国科技发明水平仍较低，又如麦肯锡在中国咨询项目的收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美元，国内咨询机构收费至多几十万元人民币。低端劳动既较难和工资水平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竞争，也较难和现代装备竞争。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结构越来越偏“重”，这些行业大都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同时由于国内外竞争加剧，传统产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有利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而不利于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提高。

　　尽管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对于宏观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政策空间有限。如对于政府推行的最低工资制，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持否定意见，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单位中，劳动者自己没有联合议价的权力时。

　　政府现在必须着力解决的，是对资本投资和个人因资本所得的税收落实问题，以及为出口导向服务的各种政策转型问题。消除税收体系设置和出口导向政策体系存在的巨大漏洞，以及他们对劳动利益的损害，是政府不能回避的责任，也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