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强势资本下的劳动无奈

　　卓勇良

　　劳动的无奈与资本的强势，是中国当前结构性问题的主要根源。

　　整体上看，由于中国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全国的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劳动要素缺乏对于资本要素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规模效益增强，从而又使得生产率快速提高，资本利润较快增长。因此，在劳动很无奈、资本很强势的双重因素之下，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上升。

　　而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当前对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挤压，是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宏观政策、政府行为等多因素交织而成的。

　　“拿来主义”强化资本

　　后发国家由于技术上的拿来主义，因此资本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形成了对于劳动的较强替代，弱化了劳动对于资本的竞争力。

　　首先，较多的资本只需较少数量的劳动。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98年至2006年数据为例，1998年，每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有956个职工，2006年减少到436个职工，是1998年的1/2弱。劳动边际需求减少幅度更大，2002至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新增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按算术平均计算，只能新增213个职工。

　　其次，较高的技术装备只需较低技能的劳动。技术进步特别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提高了各种机械电气装备的自动化水平，形成了技术装备“傻瓜化”趋势，大大降低了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这就导致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学习曲线下降，以较低的薪酬水平也能招聘到相应的一线技术人员和操作工人。

　　再次，较快的增长只需较少的高素质劳动。我国在技术进步上采取全面的“拿来主义”，形成了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完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整个国家对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和技术人员的劳动需求相对减少。如日本1980年时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13.7%，而我国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7.1%。尽管我国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准相对较低，但仍较好地维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浙江在这方面尤为明显，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浙江法人单位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4.9%，只有全国的61.2%，但同样较好地支撑了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低估汇率对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需求增加，但也阻止了效率提高本应导致的价格下降，从而在增加就业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于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我们假定在一个没有外贸出口或外贸出口较少的经济中，供给持续增长会引起价格下降，总利润虽然继续增加，但资本利润率下降。这时，尽管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会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但因利润率也在下降，因此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各自占 GDP的比重会保持相对稳定。

　　而在一个外贸出口持续增长的经济中，由于需求增长较快，不仅将大大延迟供给增长所出现的价格下降，而且有可能导致价格上升。这时，由于劳动无限供给导致劳动难以分享效率提高而价格稳定带来的收益，从而使得总利润大幅增长、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同时，单位资本雇佣的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减少，人均工资水平则因劳动无限供给而保持稳定，则每一单位资本所支付的工资下降，利润总额增长快于工资总额增长，资本所得占GDP比重上升。

　　从直接观察看，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上升，并不是通过挤压劳动所得导致的，因此不仅没有损害劳动的利益，反而由于出口增长导致就业增长，从而提高了全社会工资总额。但考虑到人均工资水平并未变化、以及价格相对较高，全社会实际工资总额的提高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持续下降的相对损害。

　　持续出口增长实际降低了工资购买力。如果没有出口的较快增长，国内价格就将因效率提高和规模经济改善而出现下降。在这一情况下，即使人均工资水平不变，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亦将有所提高，从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提高了居民实物消费水平，而这对农民尤其有利。

　　国内微利行业在这种环境下尤其发展困难。由于全社会资本利润率持续较高，社会资金平均利率亦较高，微利行业不仅难以具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且由于缺少足够的利润激励而发展较慢，这些微利行业如大众化的旅游、餐饮、零售、维修、家政、小规模制造企业等，而这些行业原本可以安排较多的低层次劳动力。

　　重资轻劳挤压劳动所得

　　重资轻劳，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除了基层政府劳动执法不力、拖欠工程款项、迁就资本等外，税收政策也影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即使按2000元征收，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也还是存在着起征点过低问题。如浙江当前人均GDP几乎是全国平均的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全国平均的1.5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其合理性显然值得商榷。同时计税工资导致的双重征税，使得同一笔所得，分别对企业和职工征税，即经济性双重征税，既直接减少职工收入，又弱化了企业主增加职工工资的激励。

　　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则进一步挤压了劳动所得比重的提高。从1995年开始，财政收入结束了占GDP比重下降局面，开始较快上升。至2006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达到18.4%。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固然不利于经济稳定健康增长，但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占GDP比重过快上升，也不利于国民经济。而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则在资本所得挤压劳动所得的同时，又出现了财政收入对于劳动所得的挤压。

　　上述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现在所看到的劳动所得比重较低并持续下降的局面。可以说，劳动无限供给是市场供求规律对于蓝领收入的打压；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则是政府对于白领收入的打压；长期低汇率政策则是在增加社会就业的同时，由于物价未能随效率提高而相应下降，同时人均工资增长较少，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实际工资水平，特别是降低了农民和广大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