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国人生存状况调查：各阶层差异化明显

　　随着来华外国人数量的日益庞大，他们之间的差异化也日益明显：“金字塔”或“橄榄形”顶端的外国人，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过着富足的生活；“中间层”则和普通中国人一样，朝九晚五，辛勤工作；而还有一些外国人则可能为了实现致富的梦想，在各种各样的场所打拼，努力谋生。

　　陈晨 刘泽平

　　“塔尖”上的“三高”生活：高职、高薪、高享受

　　肖克是一个“很中国”的叙利亚小伙子，7年前，他在中国当大使的父亲劝他来中国感受一下，没想到，当时极不情愿的他，一来就呆了7年。

　　7年中，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了国际关系专业，在北京买了房，交了中国女朋友，他玩升级的牌技丝毫不弱于他的中国朋友。这位开着奔驰、当着老板的“老外”坦言，很多比他优秀的外国人正在被中国强大的魅力所吸引，来到这里创业、淘金、生活。

　　国家外国专家局新闻发言人刘永志曾如此总结外国人来华的趋势变化：以前是退休的多，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越来越多；以前是一般性人才多，现在是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以前是短期工作的多，现在长期工作的越来越多。

　　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外籍专家在中国可以获得更符合自己工作的收入和发展。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学科高级人才等等，都是现在中国所亟需的。

　　不少单位为引进高级人才，纷纷亮出优厚的条件。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在面向国际高级人才时，开出了在普通中国人看来是天价的薪水，许多单位的薪酬水平和待遇，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外竞争对手。

　　以深圳发展银行外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兰克·纽曼为例，曾有某投资咨询公司根据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所做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显示估算出，他的年薪是602.57万元。

　　其实，除了被聘用到中国企业的外国优秀人才，国外大型企业和机构派到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薪水更是相当不菲。智联招聘总裁赵鹏副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说，海外公司外派到中国的高管“年薪往往不会低于100万美元，一些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的高管甚至可以超过200万美元”。

　　肖克是沙姆国际旅游酒店集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他没有直接向记者透露自己的收入，不过言谈中他讲的“开着奔驰，住着不小的公寓，基本什么都买得起，即使是四合院也可以”，令人不会怀疑他薪水的丰厚程度。

　　在北大读书的加藤嘉一在北京呆了很多年，他向《环球》杂志记者说出了来中国的原因：“现在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很注重中国市场。因此，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会被派往中国，他们来中国的待遇都很优厚，而且回国后大多都会升职。”

　　不少外国人喜欢中国传统里蕴含的“味道”。在北京，一些特别有钱的外国人会选择买个四合院住，他们觉得这才意味着是来到了中国。北京的一些四合院现在最贵的标价甚至已经达到一亿元，一般的也要几百万到几千万，但这些昂贵的住宅从来都不乏外国人问津。

　　当然，由于有严格规定，购入四合院的业主绝对不能随意拆改，即使打算安装落地窗或加盖厕所，都需要规划部门审批。这些腰缠万贯的买主只能“暗地里”进行改造，增设了游泳池、卫星电视天线和地下车库。

　　“绿卡”和投资

　　允许外籍人才和投资者领取中国“绿卡”制度实施的3年中，既引进了先进技术，增加外商投资数额，又吸引了人才，填补了智力资源短缺。“绿卡”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缺口较大的现代通信、生物工程、电脑芯片制造等高新技术人才、熟悉国际金融和世贸组织规则的人才、既懂经营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据悉，“绿卡”制度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提供了出入境和居留便利，也激发了他们引进先进技术、增加投资的热情。美籍华人马续翔取得“绿卡”后，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先进数码无损探伤设备及技术引进中国；欧姆龙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日本籍总经理市川畅男在获得“绿卡”后，对中国增加了近300亿日元(约22.2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还有一些外商经咨询后表示要追加在华投资数额，早日达到申请“绿卡”的条件。

　　当然，一些在中国创业的洋老板还是能够感觉到在创业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尽管现在开办公司的手续已经得到简化，但还有一些规章制度会让“老外”们晕头转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在这里创业“机会大于麻烦”，很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对于“商场文化”，肖克颇有自己的看法：“在中国嘛，还是要适应中国人的方式。”比如自己的奔驰车，就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要“有面子”。而肖克所属公司身价40多亿美元的老板在国外开的也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标致。

　　就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这一问题，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告诉《环球》杂志：“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外国学者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华的一些外国学者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开始钻研中国文化。”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体现在很多方面：“现在有不少外国学者为了研究中国的古建筑，长期生活在苏州、杭州等地，中国相关部门拆除一些建筑，一些外国学者甚至比中国学者更痛心；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的国学和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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