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义从局长变成阶下囚

　　被改变了的命运

　　一场大火，庄学义从局长变成了阶下囚。

　　在监狱里，他的同狱者有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朝夕相对，这让他感到屈辱，尽管那些曾经的林场工人都理解他的委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同情和尊重。

　　后来，从检察院监狱转到铁路监狱，工作人员特许他散步，只要不越界。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看见了北极光，“真的是漂亮，五彩斑斓，还在不停地变幻。”

　　在监狱中，庄学义染上肝炎，还患上了糖尿病，“病情时好时坏”，有期徒刑三年的终审判决出来后，他被保外就医。

　　1988年春节，他的妻子金培华因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向林业局领导求救，无人理睬。眼看着妻子挣扎在生死的边缘，他曾电话报警过的阿木尔林业局，向他们夫妇伸出了援手，这让他感到了温暖。

　　一个能说明庄学义当时境况的细节是，图强林业局给每个职工都装了电话，但就是不给庄学义装。两个职工实在看不过去，帮庄学义私自装上了，但还受到局领导的责问和追究。

　　庄学义只得离开图强，回到出生地——江苏连云港。可是，离家多年，栖身之地早没了。而且，大兴安岭检察院不断派警察来，企图将他重新投入监狱，这让他惶恐异常。

　　“被他们再弄进监狱，肯定没有好结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只有躲。”描述那几年的流亡生涯，庄学义用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两个词。

　　“只要林区那边通过好心人传来风声，说有人来抓，当然不是直接说，有时是一张电报，上面写着：‘单位有急事速归’，我就明白了。单位找我能有什么事，肯定又是有人来抓我了，于是赶紧躲出去。”

　　“一个保外就医人员，办不下来身份证，又没有钱，就常常在车站过夜……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个地方呆几天就走了。”

　　“看病需要花钱，流浪需要花钱，都是向朋友们借的，最多的一个借了五六万，直到现在还没还清。”

　　1990年，金培华生病住院，结果被单位歪曲为陪着庄学义一起躲避警察的抓捕，被单位开除党籍、长期下岗，全家几乎陷入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受影响不可避免。有一次，孩子拉着他的手问：爸爸，我们是逃犯吗？

　　这让庄学义无言以对，是的，孩子们都还小，不应该跟着自己受累——“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都才12岁，小学毕业，被送回了老家，寄居在亲戚家上学。亲戚的孩子也多，日子不好过，尤其我的孩子天天吃住都在他们家，时间长了，谁都会为难……”

　　庄学义记得，有一年春节，大兴安岭又有警察来抓他，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地方去。最后决定，让金培华带两个孩子到庄学义河北一个朋友那儿过年，庄学义一个人在外流浪。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母亲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流浪街头了……

　　提起孩子，一向开朗、乐观的庄学义哽咽了，金培华也泪流满面。“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道路，他们应该都能上大学，但现在，这两个孩子，却只能合伙弄个小生意，勉强糊口……”

　　庄学义说，直到他们买下房子，30多岁的大儿子才找到对象，去年结的婚。但是，结婚的时候，庄学义却在黑龙江继续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婚礼都没办。

　　“我们在这边，连银行都不敢贷款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孩子也没有固定收入……”庄学义有些感慨。

　　受牵连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改变了不仅是庄学义的、还有更多有正义感的普通人的命运。

　　那位因鼓掌未遂被押出去的民警王玲，后来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地区纪委前后三次要求公安局给我处分，第一次、第二次都被领导挡了回去，第三次终于给我处分，后来调离公安队伍。”王玲说，就是这个调令，让他从此离开心爱的刑侦队伍。

　　为庄学义调查取证的林业局法律顾问贾世英，遭到了“撤职处分”，理由是“私自取证、干扰办案”。

　　而更多为庄学义鸣不平的人遭到了报复：

　　高广龙，原图强林业局经协办副主任，“在审理、审判庄学义一案中，几次向省至中央投书，为庄鸣冤，干扰了庄案的审理、审判工作……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给予高广龙撤职处分”；

　　周万才，原图强林业局办公室秘书，“曾参与93人联名上书活动，又以治病为名先后四次去北京向全国人大、中纪委等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为庄鸣不平，认为组织在调查庄学义一案中不实事求是，庄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决定给予周万才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王全福，原图强林业局林产公司副经理(正科级)，为庄学义鸣不平，第一次给了“留党查看”处分后，继续为庄鸣不平，第二次又将其职务降低一级，“当作一般干部使用”；

　　任天寿，原图强林业局机电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因为为庄学义喊冤叫屈，受到“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的处分”，从正科级降至副科级，又降为一般干部；

　　李燕英，原图强林业局财务科长，因为为庄学义鸣不平，被排挤出图强林业局；

　　……

　　让人唏嘘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受到撤职、警告的处分，对这批原本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来说，几乎是最为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政治生命也许就此结束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高广龙远走辽宁大连；周万才主动离开林业局，到了古莲河煤矿；王全福再也没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李燕英远走山东威海……

　　记者多次联系原育英林场副场长曾凡金，未果。熟悉他的人说，刑满释放后，他在图强干了一段小生意，后来为了生计，他离开图强在青岛安家，靠跑车为生。记者联系他的时候，他的妻子说，离家已有个把星期了，说是去了兰州。

　　当年，在法庭上，面对玩忽职守的指控，这位跑到图强报信的副场长说：我不过是个科级干部，育英林场有4个科级单位，叫我当总指挥能指挥得了吗？

　　庄学义说，正是这些善良的人们，因为自己的案子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这常常让他心怀愧疚、寝食难安。

　　让他感动的是，在这二十年中，这些星流云散到全国各地的同事们，中年惨淡离职，投奔他乡，事业、家庭和子女也因此都受牵连，但从来没人因此埋怨、怪责过他。由于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他们之间偶尔才见次面、通个电话，这时也总是鼓励他，要他不要放弃鸣冤之路。

　　庄学义说，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冤屈中，他除见证了落井下石、见危不救的丑恶、推诿责任、麻木不仁的官场文化之外，也收获了真诚、正直和高贵的人性温暖，“是他们让我觉得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迟到的平反

　　1988年保外就医开始，庄学义便踏上了漫漫上诉之路——去北京、哈尔滨、大兴安岭，一次又一次，“递出去的材料也有几十公斤”，但很多石沉大海。

　　有很多次，他自己也都几乎无法坚持，但是，一想起所受的不公，想起家人陪自己所受的委屈，想起那些因为他受牵连的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打起精神。

　　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来到了13年前他曾指挥灭火的大兴安岭，实地听到了有关庄学义的案情反映，明确指出，“要搞实事求是，不搞实事求是那还叫共产党吗……”

　　在这种情况下，庄学义案才得以进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序。

　　又过了4年，庄学义迎来了这份已经迟到了17年的判决：

　　“此次火灾的起火点不在图强在漠河，从起火原因看与图强无直接关系……庄学义未违背有关规定，因为图强林业局比育英林场更重要。”

　　“返回后即安排抢险工作，并亲自组织疏散群众也说明其在认真履行职责，并无不履行职责的行为。”

　　“育英林场因森林大火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与庄学义的行为无法律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有证据证明这场森林大火应属不可抗力。”

　　“据此，庄学义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撤销本院刑一上字第254号刑事裁定和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庄学义无罪。”

　　尾声：66岁的等待

　　现在，已在连云港安定下来的庄学义，依然在等待，等待着给他撤销处分、恢复待遇，可答复却让他失望：

　　原省委的处分决定(指开除党籍、撤职)，是同意国务院调查组(实际上调查组长就是原黑龙江省纪委书记、专案组长就是原大兴安岭地委纪委书记)的意见，要撤销处分，就要上报国务院。现在国务院调查组已经不存在了，上报也批不了，还是不报为好……

　　“毕竟育英林场发生重大损失，这么大的火灾总要有人负责，当时处理过重，现在刑事平反了，并不意味着没有错误，就一定要撤销处分……”

　　这结论让庄学义无法接受——“我是六十年代响应党的号召，堂堂正正，自愿支边、有所建树的大学生，在被冤案害得重病缠身，几乎家破人亡，夹着尾巴二十年无罪平反之后，决不允许还被当作刑满释放人员了此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