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请辞北京奥运是遗憾的“好莱坞剧”

　　只要北京以公正、宽容的东道主身份小心谨慎地按计划行事，不论有没有好莱坞的润饰，奥运会都会办得很好。

　　作者PhilipJ.Cunningham(日本同志社大学传媒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客座研究员)编译黄义务

　　北京当局有必要大度地接受一个事实，即人们会出于各种理由——善意的、恶意的和荒唐可笑的——将奥运会政治化 。即便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不愿再当艺术顾问，只要北京以公正、宽容的东道主身份小心谨慎地按计划行事，不论有没有好莱 坞的润饰，奥运会都会办得很好。

　　如果北京能向世界展示它有多世界化，折射出许多个世纪的真正世界化的历史，奥林匹克精神终将胜利，任何哗众取 宠的政治将待在它本该待的地方。

　　作为曾与斯皮尔伯格在中国共事过的人，我十分理解曾促使他支持北京奥运会的那种理想和激情。但我难以理解，为 什么一个像他这样有着近乎无暇的人道主义资历的传奇导演，会屈服于米亚·法罗这个知名达尔富尔活动分子精心设计的集中 攻势。

　　我曾于1987年头几个月作为影片《太阳帝国》的制片翻译在上海与斯氏一起工作。当时的中国远远落后于它现在 更开放、自由和得到极大改善的社会。1987年时，没有人说要抵制中国或撤出上海，即便中方后勤人员被命令不要与外国 电影人深入交往。那时也没有一点儿新闻自由，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媒体——虽然并非完全不受约束——充满活力。那时候 ，司法保护少之又少，而今天的标准尽管未能十全十美，但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

　　当时的斯皮尔伯格有没有卷铺盖走人以示象征性抗议呢？没有。当时的中国政府显然有它的问题，但大家都认为生活 必须继续，更不用说还有一部电影等着拍。传奇导演身在上海这件事，本身就鼓励了那种真正重要的人与人接触、工作机会、 不起眼的善行以及思想交流，这些都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变化。

　　《太阳帝国》的强大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87年时上海的街道和城市风景，当时的上海被装扮为日本帝 国军队铁蹄下的战时城市。将闹市街道关闭、给城市舞台安排身着那个时代装束的数以百计的临时演员，以及用好莱坞炸弹和 烟火上演战争场面，这一切都伴随着来自共产党官员的合作和无休止的争论。

　　那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呢？

　　倘若米亚·法罗没有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以“种族屠杀奥运会”之伙伴的不公平标签，公开羞辱斯皮尔伯格，他 很有可能仍在与中国同行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但是，即便略微使用米亚·法罗的严苛标准，不仅美国会由于入侵伊拉克而受到抵制，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任何一个 国家也都应该受到抵制。试问米亚·法罗你生活在什么星球上？

　　这位理想主义美国演员的行为具有某种自恋的倾向，因为搅动风波能使从银幕消失的她重返聚光灯下，她单单挑出中 国也让人嗅出一种普遍存在于富有的自由主义者当中的潜意识种族主义。

　　为了确立她作为少数真正关心遥远的、被压迫黑人悲惨命运的开明白人的地位，米亚·法罗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而 这伤害到了10亿中国人的自豪感。她的狭隘的理想主义伴随着一种过宽的妖魔化。在急于推进自己的事业时，她无意中伤害 了在饱受摧残的漫长历史后，期待迎来罕见荣光时刻的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

　　(：：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月21日)

　　参考资料

　　米亚·法罗

　　去年3月28日，美国好莱坞女演员米亚·法罗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就达尔富尔问题指责中国，并号召通 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在文章中，她特别谴责了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认为如果他担任北京奥 运会开闭幕式的艺术顾问，那就是帮助中国借奥运会美化自身形象。

　　面对这样的公开指责，在法罗发表这篇文章的第四天，这位导演迫于舆论压力，提出了“要求中国政府行使其在达尔 富尔的影响力”的要求。一个月后，一家名为“达尔富尔奥运梦”的组织在美国纽约成立。该组织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 法罗排在第三位。

　　今年2月12日，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宣布，他将停止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工作。辞职理由是 “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没有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施加令人满意的影响力”，因而使他“无力把心思放在北京奥运会这件事上 ”。

　　美国总统布什14日明确对记者表示，他对斯皮尔伯格的这一举动“不屑一顾”。北京奥运会只是一次体育盛事，他 本人也将应邀出席开幕仪式。他不认同奥运会“政治化”的做法，达尔富尔的问题就是达尔富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