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媒体竞相报道两会可形成意见自由市场

　　主持人尹俊：你也说过，我们对两会的关注不能只是十几天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柴静：对，所以去年我写了一篇博客，说我有一个感觉，好像一到两会开始，各大网站都飘红，所有媒体都在做两会观察，而且话筒都包着红色的布，很喜气，很好；但是十几天一过，就像水龙头一样，马上就拧住了，而且滴水不漏。后来我朋友说，你应该去看看美国电视台的报道。它是一个有线卫星的公共事务网，创办人以前在白宫做政府官员，后来不干了，之后他说要办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电视台，就是全程直播参众两院每年会议，和其他决策机关相关的重大会议。他很好玩，他的记者和编辑只能拍摄，不能剪辑，也不能发表评论，因为他认为事实跟意见应该截然分开。最重要的是他的理念，他说我们有责任向这个国家的人民提供一种重大决策公开的过程。他让民众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来。我觉得CCTV也越来越意识到这样的责任。关于个税的听证会，我们用了八个小时时间，轮流在整点播出。手机资费调整听证会，我们也在不断地播出。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你有权力知道，你的命运是如何被决定的，而且你有权力参与到你命运的决定当中去。

　　公众监督是约束明星委员最好的方法

　　主持人尹俊：你怎么看两会中明星委员、明星代表占用了名额却可能不出席会议的情况？

　　柴静：我第一年做两会报道的时候大家就问过这个问题，我也在想，是谁选他们上来的，他们被选上来的时候是否被告知自己应有的义务。如果这样的情况存在，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义务和权利。后来我想，制度设计是为什么，是为了防止人性中脆弱可恶的一面出现。每个人都很脆弱，不可能完全靠道德约束，关键是制度设计。打个简单的比方，以前委员提案大家都能知道大概内容，今年政协有了新做法，就是把提案全文登出，比如说提了公安部，公安部回复了什么也会全文刊登。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点击网站就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让他们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就是约束这些人最好的方法。如果我所有的监督对你起不到作用，那么代表机制也不可能有作用。所以把他们置于公众的眼光之下是最好的方法。

　　主持人尹俊：所以节目会去关注他们吗？

　　柴静：我的节目当然会去关注他们，今年我也会去访问他们，这种公开透明的方法是否会给明星或代表委员带来压力，对他们有没有作用，我想听听看。

　　主持人尹俊：有媒体之前报道，有些委员很忙，所以到了两会期间可能会把网民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直接作为提案或者议案提交。这种现象据你了解存在吗？如果有的话，你怎么看待呢？

　　柴静：如果这样的消息属实，我的第一反应，这事没什么不好。第一，政协委员起码上网了，第二，可能这个网友的提案确实有价值，确实是他日常思考中的死角，他没想到但是触动他了。但是你说是不是临时起意，为了应付工作这么做，政协委员重视民意毕竟还是好事情。所以汪洋书记说你们可以尽情灌水，也可以拍砖，你所有的建议可能都会成为我们将来决策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主持人尹俊：我们看到今年委员和代表的结构有所变化，特别是人大方面，农民工的数量有所上升，官员代表的数量有所减少，这种比例的变化你如何解读？

　　柴静：当然这是一个会被推崇的做法。昨天人大新闻局长跟我们聊天，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作秀呢？但我认为这代表了人大的价值观和趋势，就是以往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代表相对居多，就无法代表社会中更多利益诉求人的声音。现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把更多阶层的声音反映和折射出来当然是非常好的趋势，民主本来就来自于此。

　　主持人尹俊：和新闻工作者做沟通很困难吗？还是个人的原因？

　　柴静：我们属于不打不成交，因为每年我们都会给他们带来点“麻烦”。记者要是去追问，现场秩序当然会有点乱；有些部长事先也不知道我们会问什么。大家会想，这个姑娘哪儿来的(笑)或者干吗的，可能会有一些印象。慢慢就熟起来了，就会想你今年还要折腾什么。我觉得这种交流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去年做一期节目叫“两会人大告别‘无可奉告’”，其实我们是在当时人大所有资料的夹缝里面发现了这句话，说人大不希望以后任何一级新闻官员，用“无可奉告”这四个字回答媒体。我们当时就把这四个字做成一期十分钟的节目，直到前几天人大新闻局局长给我发短信，说他认为那是最好的一期，向我们表示感谢。所以我认为赢得对方的尊重，不是靠你是某一个媒体的记者，或者说你跟他的人情往来，而是要靠你做出来的节目。

　　主持人尹俊：你有一期节目叫《追踪98.94%》，这个数字是政协提案的办复率。

　　柴静：对，是跟踪一个提案的来龙去脉。今年我们想要的不仅于此，我们还想知道，所有办复的提案中哪些是真正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哪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政协今年把提案公开的方法是很有效的。老百姓可以看到提案的质量，看到政协委员怎么研究这个事，历历在目。起码可以看到提案长什么样，不再神秘化。这样大家就知道，那就代表我的声音，我可以提出疑问了。

　　主持人尹俊：按你的了解，这个落实的情况怎么样？

　　柴静：我觉得落实是不会有问题的，从政府机关的办事结构来讲，他们必须要对这些问题做回复，所以回复率没有问题，关键是这些回复中哪些是成功的。比如你的提案我收到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哪些提案是没有质量的提案，既没有具体的针对性问题，也没有实际的举措和建议。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这个数字，而是这个数字当中包含的实质有用的信息有多少。

　　面对未知是节目最大的特点

　　主持人尹俊：两会期间电视媒体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包括一个台内部都有很多竞争的节目，在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中怎么样保证自己的节目，能够与众不同，或者能够被观众所认同，所接受？

　　柴静：我希望大家每个节目都看，因为两会实际上更像一个意见的竞争市场，各种各样汇总的意见放在不同的节目当中。每个节目都会有自己的倾向和价值观，只有把不同的节目汇总在一起，之间有充分的比较，观众才能选择一个平衡的意见。我经常看其他同行的节目，从中学习。我觉得我们节目的特点是，基本上放弃了所有的事先设计。节目做包装也好，做规划也好，或者邀请名人或高官来访谈，这些都可以提前做。但我就会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在两会期间做这个节目？如果在两会期间做，我就一定要从会场中发现新闻，一定要是当下的新闻。我要做一个调查记者，才能符合记者这样一个品牌的特性。所以我基本上是带着未知去会场，真真正正地坐在新闻发布会上听每一句话，从中判断哪个是我今天所要关注的东西。然后我去追问，然后我再评论。所以我觉得，面对未知，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

　　主持人尹俊：那你看过《小丫跑两会》吗？你觉得它会给你一些压力吗？

　　柴静：对于小丫的节目，我不仅看当年的，之前几年的我也会拿来看。当中有一些节目做得很漂亮，尤其是2005年那个阶段的设计，明显能看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做事先的准备。比如把一个相关的孩子跟省委书记的对话放到同一个空间里，又加了很多故事，非常花心思。作为同行我也很喜欢她的节目，只不过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不是演播室谈话主持人，所以第一，我一定是在现场；第二，我一定是带有未知的问题去追问；第三，我有一个自己的评论，我的评论意见代表了整个栏目的价值观。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节目。

　　主持人尹俊：从这个角度来解读的话，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或者竞争的感觉了。

　　柴静：对，我是希望能够有同行做更好更优秀的节目，这样你才会感到两会是对新闻媒体的一次检验。在这个会场上跟同行擦肩而过微笑的时候，会想着今天我们要拿出非常漂亮的节目来。

　　主持人尹俊：很多人说起柴静，印象就是你反应很敏捷、问话会一针见血，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柴静：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当记者一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如果提问犀利，被采访者就会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只想着我要提出一个精彩的问题，把对方难倒，那么就出问题了。会有那个阶段，觉得这个问题对方很难堪，我要把他的表情记录下来。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采访目的。

　　主持人尹俊：那目的是什么？

　　柴静：采访首先要忘我，就是不要想着自己的发型表情和提问速度，要关心对方在想什么。第二，你的采访不是要刻意让某人难堪为难，你要让对方自由地表达，即使对方是一个被指正者。第三，我现在的提问有一个想法，当面对一个被众人指正的人，我会想可不可以通过采访来跟他沟通，向他良性地传达更好的价值。比如我采访林业局局长，他的确不知道认定华南虎存在的的五大条件，他只觉得有脚印就行了。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会直接问，你是林业局局长你还不知道吗？这是一个会让对方难堪的问题。但现在我会想，他是从当地党校刚刚调任林业局局长的，那个镇坪是陕西一个只有五万人的县城，要求他以很高的科学素养面对这个问题，这本身可能是苛刻了。我的目的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信息，你会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看法吗？所以我当时提问说，国际上有这么几个条件，您现在知道了，您怎么理解？我看到他有一点犹豫，经过调整以后，他说那可能我们也需要更严谨一点吧。所以说采访不是为了拉出来一个反面角色，而是能够建设性地推动事情的发展，要引导心态的变化。

　　主持人尹俊：所以你在采访前会对被采访者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柴静：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坐标系，你在哪儿出生，在哪儿上学，经历过什么工作，有没有过创伤，很丰富的坐标。如果离开这个坐标系孤立地理解一个人，你可能会做出很片面的判断。但是有了这个坐标，你会明白他是从这儿来的，是往那个方向走的。你就不会简单地去苛责，或用道德标准要求对方，而是能够不赞美也不惋惜地去认识和评判一个人。

　　我现在对自己都有这个要求，这跟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当我在接受对方评判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是被孤立评判的。假设今天你做一个直播节目，出了事故，大家就这个事故对你有很多苛责，你可能会难受，但是如果把这个背景梳理开来，看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会觉得更舒服。我后来看大公报有个主编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记者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面，下笔的时候一定要有诚意，出自公心，切忌嘻笑怒骂，为了表达自己而去表达。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