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服务清单

　　一个事实是，长江三角洲的很多企业是靠上海外贸企业订单和上海大企业外协产品及技术输出发展壮大起来的。江浙两省与上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腹地与经济中心的关系。经济中心应是市场中心或是资源配置中心，是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日本学者并木信义认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中相互角逐的是制造业的产品，而服务业则是在制造业的背后间接地规定着制造业的产业竞争能力。”严格看待，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名实不符。

　　有人做了一个假设：上海的友好使者前往长三角某个城市推销上海的服务诚意，对方热情款待，随即说：很好，请老大哥提供一份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清单，到时我们一定“按单索骥”。上海的友好使者能拿得出这样一份目录清单吗？

　　显然，上海现在提供不出这份清单。举例说，因为上海不能满足苏州跨国公司的生产性服务，许多跨国公司来苏州投资不得不自带生产性服务，现在仅苏州工业园区内外商设立的研发机构就已经超过50家，其中有三星、松下、飞利浦等知名企业。这是事实。服务项目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唯有实现区域内的市场要素以上海为中心大吞大吐，服务需求才会产生，上海生产性服务才能借机勃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城市功能定位。

　　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机场、公路、港口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人、物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务成本。然而，比起基础设施一体化更能体现区域一体化的变量是一个不被行政关系和垄断力量扭曲的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比如银行不能跨越行政区划提供金融服务、上海可以单方面决定机场航线的调整、会计师和律师等“属地化”管理等体制性因素都要剔除，扩大开放市场，推动区域内资本和各种市场要素加速流动互融。

　　会计师和律师是市场经济最抢手的两类高端服务型人才，“属地化”管理本质上是一副地方保护主义的枷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上海保护本地市场的种种陈规陋习。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分割致使长三角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分割。事实上，上海的市场开放度不够，恰成为上海难以真正充当长三角龙头、中心的一大主要成因。上海与周边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的竞争和项目安排的竞争，与此相伴的是，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重复建设。

　　然而眼下，上海面对“产业空心化”趋势，后续产业又一时青黄不接，患上了阶段性“焦虑症”。两个利好因素或许将帮助上海摆脱焦虑，一是上海经济发展已经由投资驱动转向需求驱动，二是国家的优惠政策将由区域优惠转向产业优惠。

　　人们有理由相信，上海的经济腹地发达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强烈需求，以及随着商务部出台政策支持长三角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大转移的机遇，上海将有序实现“退二进三”，升级为服务经济，将其航运、金融、贸易以及研发和技术中心等功能充分辐射至江苏浙江等广阔区域，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奇迹也才能不断涌现。

　　一体化成败系于政府改革

　　去年10月，江苏省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纽约参加服务外包大会，来自南京、常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市的企业纷纷向发包商介绍自己的区位，一个个地名把老美搞得昏头转向，“你就是说江苏省，老美也不是搞得太清楚”。其中症结，东软集团一名副总裁说，长三角区域发展缺乏一个整体品牌。

　　以美国硅谷为例，指的是旧金山湾南端沿101高速公路，沿路分布着帕拉托、圣克拉拉等多个中小城市，硅谷并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高科技经济发展带的统称。“很多中国人可以如数家珍一样报出很多总部在硅谷的企业，比如惠普、英特尔，但具体在哪个小城市并不清楚。”这名副总裁说，江苏代表团其实可以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中国的硅谷，沿着长江由西到东分布的一群城市，这么一说，老美就清楚了。”

　　“这就需要一个区域整体品牌。”他说。美国有个硅谷，那么中国应该给长三角“黄金水道”经济发展带起个什么名字呢？由谁来起，并如何让它像硅谷一样响当当，成为一个品牌？其实，这正是打破各自为政、“整合长三角”的一件很具体的事。回答了“谁”，实际上便是回答了谁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主体。回顾25年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风风雨雨，人们发现，中国人一度认为这个“谁”是政府，于是每一次长三角一体化被激活，都有专家呼吁设立跨越省界的管理机构。

　　事实上，1980年代初期中国就尝试过这么做。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翌年3月22日，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就设在外滩，共有10多个工作人员，主任是时任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当时的上海经济区的范围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城市。随后，安徽、江西和福建先后主动申请加入。

　　上海经济区的执行主席为期半年，“轮流担当”，第一任执行主席是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当时，规划是一种虚权，虽然上海经济区拥有交通、能源、外贸、技术改造和长江口、黄浦江、太湖的综合治理的规划权力，但面对并不一致的地方利益诉求，争吵和摩擦自始而终，上海经济区只能草草收场。存在5年，连一件具体规划都没有落实，1988年6月1日撤销时，高速公路规划尚未完成，不甘心的汪道涵只得请求转由国家计委牵头补课。

　　“上海经济区的教训，让上海害怕当头，也一度认为区域合作是一件麻烦事。”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名专家对记者说，试验不成功导致了上海后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不过，“上海经济区”试验却留下了“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演变至2004年成为长三角16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机制。然而“市长联席会议”一路清谈，嬗变为“市长们的俱乐部”，人们叹息不已。

　　时至今日，有迹象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在从一般性的磋商会议转变为常设的协调会议，并将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管理机构，统筹解决区域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以及跨行政区划的生产要素流动等问题。

　　显然，长三角联动发展依然由政府主导，不过长三角一体化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会议和宣言就可以一下子联合起来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人们已经不再过分迷信行政手段的力量，开始信任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

　　相信社会机制，是指培育一大批专业性强、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公正、独立的中介组织，实质是政府放松对经济管制，让位于行业组织，政府逐步回归提供公共服务的本位上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正在“先行先试”，并开始展示辐射效应，比如今年上海社团局将支持长三角地区在国内率先尝试组建若干个区域性行业协会，使其成为有效组织企业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平台。

　　相信市场机制，是指政府逐步放弃干预微观经济的做法，促进市场自由化发展。比如去年12月，两省一市发改委在上海签署协议，承诺一起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规则。具体而言，长三角地区企业集团群体化趋势开始出现，近有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和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合并重组，长三角有望打造“中国底特律”汽车产业带。

　　进而言之，以上海汽车为龙头的企业集团再兼并重组浙江地区的汽车产业，然后按比较优势的原则，在企业内部配置生产力，比如把制造基地和零部件生产放在江苏和浙江，而把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及管理总部放在上海，这样就实现了汽车产业在该区域的一体化，而不会在三个地区都搞同样的整车生产。

　　未来，长三角要对现代服务业进行合理分工，在长三角共同打造“中国服务”的品牌，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升级和转型，这是一项国家级的新使命。好在人们已经明白，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不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政府、行业协会、市场各司其职，演奏交响曲。

　　不过，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有赖于政府主动放弃对经济控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以上海为例，国资委是一个超级董事会，凌驾于所有国有企业之上，对下面董事会换人、战略决策、财务分配等事事操心，体现着一个管理型政府的行为特征。“中国服务”呼唤一个服务型政府，这正是浦东综合改革的价值取向。

　　浦东综合改革如能成功落实政府“放弃对经济控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同时保证经济发展保持高增长态势，那么把浦东经验全面铺开到长三角两省一市，轰轰烈烈地进行政府改革，则长三角一体化不远矣。“长三角一体化没有具体的突破点，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政府改革。”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一语中的。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要重视政策支持，那就是先试先行，国家层面的任何改革都可以在浦东先试先行。”这是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今年上海两会上的郑重宣言。在中国的新特区时代，被赋予政府改革权力的浦东“声音应该再响一点，胆子应该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