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博奕之现象 七十二变

　　立法博弈—— 一度是仅限法学专家使用的“专利”词汇，但在最近五年，已成为大众媒体描述中国立法现状的高频词汇。

　　立法是人民利益的统一反映，怎能允许博弈存在？这种传统的立法观念，曾使立法博弈长期被遮掩。但事实上，行政部门之间扩张权力、争夺利益的立法博弈，早已滋生出富于“中国特色”的“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而且始终尾大不掉，至今仍是中国立法的痼疾。比如，诸多不动产登记机构“诸侯割据”的混乱，曾让物权法一度陷入难以摆平的困境，幸亏立法机关的坚持，才将统一登记制度确定下来。而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与上级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垄断企业的强大游说能量，逼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反行政垄断制度开了“豁免”的口子，而数个行政部门对执法权“寸土必争”的狂热，也使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立法构想最终流产。

　　不过，部门的“立法寻租”冲动，已经遭遇民间力量、公共舆论的有力阻击。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起伏过程，就生动体现了公权与民意之间的新型立法博弈。

　　2004年10月，由公安部起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提交一审，由于明显暴露出警察权力过度扩张、公民权利保护不足等倾向，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罚款法”、“扩权法”之类的批评在媒体、网络上连篇累牍，更有网民直斥其为“恶法”。法律草案随即搁置，而在立法机构重新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民意和部门之间暗流涌动的博弈更为激烈。八个月后，提交二审的法律草案已完成了拆筋动骨式的改造，几乎所有的“毛病条款”都有所矫治。尽管最终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仍存有个别争议，但总体而言，治安“变法”仍不失为民意制约公权的一个成功立法样本。

　　在更广阔的视野，更加多元、更为复杂的立法博弈亦在最近五年浮出水面。

　　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劳资双方长达数年的利益对抗，无疑是中国立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一场立法博弈。这中间，既有学者阵营分裂后“京派”与“海派”之间的唇枪舌剑，也有劳资双方在开门立法时的意见冲撞；既有资方代表四处游说立法机构的身影，也有工会组织捍卫劳工利益的呐喊；既有驻华外国商会威胁“撤资”的闹场风波，也有国际劳工组织、外国议会声援中国立法的跨国界行动……即使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以“劝辞门”为代表的一系列资方规避法律事件，仍在延续着劳资双方的“后立法博弈”。

　　尤为重要的是，卷入劳动合同法立法博弈的，不仅有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也有其代言人和相关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劳方的工会、代表资方的商会等等。正是这些代言组织和公共集团的参与，将散乱的利益诉求提炼成统一的意志表达，从根本上提高了这场立法博弈的深度、效率和质量，也为未来的立法博弈留下了教科书式的启迪。

　　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则让我们见识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立法博弈。所谓路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有车族和无车族之间的权利之争。相比于多由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构成的无车族，有车族的主体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在强势的汽车符号背后掌握着财富和知识优势。正因此，在谋求立法公正性的同时，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保障立法博弈的各方参与者、尤其是弱势群体都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从讳言立法博弈到承认立法博弈，这是历史的进步。更大的进步在于，在利益日趋多元的年代，立法博弈已不再局限于“部门利益”之争的“独角戏”，而是出现了“集团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利益”之争的“多幕剧”，它意味着中国的立法博弈正从“不正常”向“正常”转型，正一步步向现代法治社会的立法博弈格局演变。过去五年的这些深刻变迁，也许正预示一条立法博弈的未来轨迹——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将越来越少，而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博弈将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