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污染”的另一面

　　“汉江污染”的另一面——汉江支流东荆河全流域考察

　　2月26日，“汉江遭受严重污染，20万人饮水困难”的新闻，撩拨起人们脆弱的神经。“其实，这次兴隆河、田关河、东荆河三支流的污染，与汉江干流并没有关系。”湖北省环保局汉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办公室副主任张金星略带气愤地说。很快公布的环保检测结果也表明，这次是由于“长时间的低温冰雪灾害天气过后，硅藻过量繁殖，出现水华现象，并不会危及人体健康”。

　　◎魏一平 摄影◎关海彤

　　2月29日午后，东荆河监利县新沟镇取水口处，一群高三学生忙里偷闲来晒太阳。两天前的停水事件并未对小镇造成很大影响，但“汉江污染”的另一面已开始逐步显现——相对于公众视野中的汉江干流，遍布江汉平原的数百条支流更加脆弱。以数据佐证，湖北省环保局提供的材料表明，“即便在2005年汉江流域降水较丰富的年份里，干流有20.7%的断面水质未达标，而支流的未达标比例高达57.5%，所有常规检测断面中已无Ⅰ类水质”。

　　东荆河，汉江下游最大支流，它西承汉水，起自潜江泽口;东注长江，终于汉南三合垸，全长173公里，横贯江汉平原腹地，连通四湖流域的密集水系。以富庶的江汉平原为背景，观察汉江支流水系的清浊变迁，东荆河无疑是合格的考察样本。

　　上游:一个国营农场的污染与治理

　　沿东荆河，从潜江泽口南下20公里左右，到达国营总口农场。据农场副场长刘文富介绍，解放初期，这里还是一片沼泽、湖泊，“放眼望去一片芦苇，只有零星的高台”。1955年，国家从河南、四川等地移民，调集转业军人，共计两万多人来此垦荒，建立农场，东荆河成为其主要灌溉水源。

　　在刘文富记忆里，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东荆河还是水草丰盈，清澈见底，“到河里游泳，到处可见钉螺，口渴时捧起河水就喝”。挑粪施肥是当时的主要农活之一，总口农场全年的化肥使用量也不过150吨。与此对应，当时的粮食产量只有每亩200斤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城镇化扩张，单纯依靠“人多力量大”已经不能满足迅速膨胀的粮食需求。地处江汉平原的总口农场承担着更为繁重的供粮任务，“农业上纲要”的目标在当时“看起来似乎很遥远”——粮食亩产800斤，棉花亩产100斤。“可现在想来，这算什么啊？水稻亩产已经超过1500斤，棉花超过600斤。”刘文富感慨道，“提高产量，化肥和农药就是最大的动力。”去年，在耕地面积并未增加的情况下，总口农场的化肥使用量已高达1.4万吨，是30年前的近百倍。

　　化肥的推广，夹杂着制度转变与发展需求的多重因素。刘文富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场的化肥仍实行“统一奖惩”——“每上缴100斤皮棉，奖40斤尿素，想多要就得找领导批条子走后门。”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着力发展化肥工业，一场旨在推广化肥与塑料薄膜的“白色革命”迅速展开。与此同时，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化肥和农药成为增加产量的最有效办法。为完成每年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农场对此当然全力支持。“原来大量使用的六六粉、DDT污染本来就很大，后来从国外引进的聚酯类、有机磷类农药开始占据国内市场，虽然效果好、成本低，但排到水里污染更大。”

　　1997年，随着统购统销取消，农场摆脱了任务量，改由农民自发上交粮食，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业种植结构开始趋于多样化，常常是一亩种四季。“虽然土地产出率提高了，但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对化肥和农药的需求翻着番儿长。”刘文富介绍说。政府的调控在市场面前也显得有些无力，“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剩下老人和妇女在家种地，只能撒撒化肥、喷喷除草剂”。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人口膨胀和工业企业增加，缺水开始出现在这个以前“处处见沟塘”的地方，东荆河的断流期逐年延长。从1995年开始，农场就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最严重的2000年，由于干旱造成的减收面积高达3万亩，“不得不举全市之力，到汉江里加泵抽水补给”。

　　农业污染的隐性效应逐步展现。总口农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8%，下降到现在的1.3%，“这意味着农业化肥使用量成千倍的增加”。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仅在潜江一地就有6个大型国营农场。而在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沈晓鲤看来，“更为严峻的是，农业污染是面源污染，不同于工业污染的点源污染，有的农药污染甚至会持续几百年，更加难以控制和治理”。

　　虽然农业部从2004年就颁布条例，消减某些有机磷农药的使用，但现在再回过头来审视，现实推广却很难，“市场经济下，只能从控制源头做起”。总口农场今年承担了1万亩的土地治理任务，刘文富坦言“压力很大”。同时，为了减少生活垃圾和废水的污染，在农村建立垃圾站和沼气池成为政府举措，总口农场的三峡移民村由于建设晚，被确立为“一建三改”(即建沼气池，改厨、改灶、改厕)的示范村。村民刘道成一边领记者参观他家的沼气池，一边抱怨政府补贴的费用低，“自己还倒贴了好几百块钱”。多半是因为不愿意出钱，全村100多户人家，建沼气池的也不过20多户。

　　百里长渠的双面效应

　　2月29日，潜江谢湾闸处，几十个工人正在忙着加固干渠堤坡。谢湾闸管所前所长杨尚和告诉记者，这是自去年开始的百里长渠改造工程的最后一步——谢湾外引渠护坡工程。这条让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百里长渠，在过去的40多年中，逐步从辉煌走向落寞。

　　由于东荆河是汉江与长江的公流河道，承担着繁重的分洪任务，直接从中引水灌溉受到一定限制。1962年，为了供给城镇与农田用水，政府动员人民修筑百里长渠，从汉江直接引水南下，除了供应潜江市区和沿线城镇居民饮水，还负责灌溉约30万亩农田。每年的3月到11月，谢湾闸都要开闸放水，对沿线农场的丰收来说功不可没。

　　杨尚和1984年来闸管所上班的时候，“水大得很，鱼虾也很多”，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水质就一天不如一天。沿岸地区陆续建起了食用油厂、造纸厂、化工厂，废水直接排到渠里，没过几年，以往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就连洗衣服都怕伤害皮肤，“远远就能闻到臭气熏天，鱼虾早就没了”。百里长渠逐渐由原来的饮水灌溉渠变为废水排污沟。

　　以前，家家户户有猪圈，生活垃圾和污水基本可以自行解决，这几年一座座二层小楼竖起来，卫生间里不能倒垃圾，村子里又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站，只能倾倒在门前屋后的河沿上。猪瘟更加频繁后，农场的养猪场承担了更多生猪畜养的任务。仅以总口农场为例，刘文富的话语中掺杂着自豪与担忧:“我们有6个万头猪场，都是直供香港的，但生猪养殖对水的污染也很严重。为了防止瘟疫，大量使用从国外进口的杀菌剂，毒性很大，排到水里的话，鱼虾全死。”

　　工业污染并未绝迹。从潜江市区往北至汉江岸边，短短四五公里路程，沿途就分布着至少5家大型炼化厂。当地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这些厂大都是招商引资项目，从武汉地区或汉江沿岸搬迁过来的。汉江干流的污染防治吸引了更多投入后，很多沿岸的工业企业纷纷寻找支流或内渠做避难所，在谢湾村头就有两家化工厂。村民张玉珍告诉记者，厂子从1995年建起来以后，村外的河沟里很快就不见了鱼虾，污水要是流到菜地里，就什么都不长了。饮用水源被破坏后，村里在工厂帮助下通上了自来水，此外，工厂为了安抚四处告状的村民，招工到厂里烧锅炉，“工资最开始每月200块钱，去年涨到600元，还许诺给村民上养老保险”。这一招很见效，张金珍和老伴都已在厂里干了好多年，儿子和儿媳则到外地打工，留下9个月大的孙子由她照看。

　　据汉江河道管理局东荆河分局孙友典科长介绍，东荆河是沿线乡镇的生命线，由于其堤坝属于国家二级堤，禁止随意开口取水，沿岸的涵闸、泵闸多达38处。以前为了充分利用水源，修筑的很多沟渠彼此相连，现在这些当年“人民的伟大创造”开始呈现出双面效应，有的成为一沟死水、污水。在总口农场所开展的综合整治规划中，其中一项就是“挖新渠，填旧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