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游:渔业污染与水田之争

　　中游：渔业污染与水田之争

　　从监利县新沟镇东行至仙桃张沟镇，再一路向南，过东荆河，即进入洪湖市。历史上，东荆河曾作为仙桃市和洪湖市的分界线。东荆河虽未与洪湖直接相连，但仔细观察江汉平原的水系图不难发现，正如湖北环科院总工沈晓鲤所言，“江汉平原上的水网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总能扯上关联”。

　　听说记者来采访，正在岸边干活的渔民们很快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诉说洪湖的污染。刘俊青原籍江苏，1962年从洪泽湖移民到洪湖，一直靠打鱼为生。1985年，政府开始推广围网养鱼，水产局给围网的养殖户减免税费，刘俊青的12亩水面，用了400多米网布才围严。“结果第一年下来就挣了四五千元，当时觉得发财了，还是围网养殖利润高。”此后，当地渔民开始逐步扩大围网养殖面积，“当时也没人管，自己有多大能力就扩多少”。到2001年，刘俊青的养殖面积已经高达500亩。

　　刘俊青做过船头嘴渔场的党支部书记，论实力也是当地有名的养鱼大户，但也就在2001年，当地政府从江苏引资，招徕了很多江苏老板，对洪湖养殖进行大开发，“每户至少1000多亩，我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刘俊青现在说起来还有些失落。外地养殖大户的加入，很快将洪湖的养殖水面瓜分一空，为提高产量，围网密度不断增加，远远看去密密麻麻的竹竿插在湖中央，像是迷魂阵。

　　过量养殖的破坏力很快到来。鱼把湖里的水草吃光，汛期一到，湖底的沉淀物泛起，水质富氧化非常严重；旁边河道里搞静养，不仅高密度围网，还要往里面撒肥料，大量的氨、氮物质破坏了水体生态平衡；遇到暴雨，附近农田里的水冲到湖里，污染加剧。当年歌里所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美景渐行渐远。另外，随着一些水产品加工厂出现，洪湖污染到2003年左右达到顶峰。据渔民们回忆，“先前排着队来拉鱼的外地商人越来越少，就连搞旅游的也纷纷破产，人家都说洪湖的鱼不好吃了”。极端的例子是，当时监利县的戏班子到洪湖演出，车队为了不让随行的央视记者看到洪湖的惨状，故意绕行几十里。

　　从2006年，洪湖开始环保整治，撤网禁养。水质虽有一定改观，但却加剧了这个地方的“江湖纷争”。

　　新“洪湖赤卫队”

　　与刘俊青所在的船头嘴渔场不同，夏红生所在的三八渔场属于静养区。他告诉记者，水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农民的土地，祖祖辈辈靠此为生。由于三八渔场所属的水面有限，每人只能分到五亩，“家家户户都有静养堂，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人就干脆卖掉，到湖里去养”。

　　前两年，养殖户为了争水常常动粗。有胆子大的村民小声告诉记者，“这里的养殖大户，有的甚至有黑社会势力保护”。渔民张国港记得，湖北电视台曾到洪湖拍过一部片子，将养殖户之间的水争称为“新洪湖赤卫队”。撤网禁养后，湖面的养殖水域按照每人20亩的标准重新划分，“不过，很多村干部把水面卖给大户，或者有的争取到水面后以每亩300元的价格租给别人，一租就是5年。有钱的养殖大户就忙着购买指标”。刘俊青不愿透露自己现在的养殖面积，他更愿意强调现在养鱼的成本提高，以及在湖里养鱼的高风险。“1996和1998两年大水，十几万尾鱼苗被冲走，现在人工成本增加了，养鱼不赚钱了。”甚至就连水草，也得向当地有关部门交纳每船300元的费用之后才能去湖里挖，加上来回的油钱和劳务费，一船草就要1000多元。

　　养鱼的利润下降后，螃蟹却越来越受欢迎。这两年，大多数渔民都放弃了养鱼，改为养蟹，成本低、利润高，不过也有渔民开始担心，“养蟹带来的碱性污染更重，洪湖水会不会再次变臭”。张国港则打起了旅游的主意，他指指门前的几十亩水，畅想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变成一个美丽的生态旅游园。不过他又很快自言自语道:“现在看来还不行，水的恢复总得需要一段时间。”

　　如今站在洪湖岸边，已经看不到以往的迷魂阵了，但只要坐上船往里走10多分钟，密密麻麻的竹竿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便开始若隐若现。夏红生解释说，由于三八渔场旁边的小河就是洪湖支流，“经常有领导过来视察，所以管得严一些”。静养场里的年轻渔民有很多外出打工去了，在刘俊青看来，真正的养鱼大户还是集中在湖里，大都是他们那一拨从江苏来的移民。“洪湖环保，说到底也就是个亩数平衡的问题。”

　　下游:旱涝交替的现实困境

　　从洪湖市区出发，沿长江向东北前行，到达新滩镇。东荆河到这里已经没有明显河道，而是形成一大片沼泽地，尤其是枯水期，很多当地人甚至分不清东荆河到底在哪里。新滩镇直接从长江取水，镇上的人告诉记者，“东荆河一年多半时间是干的，但汛期就会一片汪洋”。

　　按照汉江河道管理局东荆河分局孙文典的分析，由于汉江地势高于长江，汉江水位大时，最多有1/4的水量由东荆河分流;而一旦遇到长江大水，东荆河又会分流长江水至洪湖中革岭一带。不难看出，对于下游来说，污染的压力不得不让位于防洪抗旱。

　　3月2日，记者来到新滩镇白斧池村，一座造价4亿多元的汉洪(武汉—洪湖)东荆河大桥即将完工。大桥起自汉南区水洪镇，穿越东荆河口的沼泽地后进入新滩，将白斧池村拦腰劈开，全长6.3公里，横跨汉南、仙桃、洪湖三县市。“站在桥上打电话，要收3份长途漫游费。”工程人员打趣道。

　　村民范德木正在平整桥下的地基，他家老房子的位置，现在已经竖上了笨重的桥墩。大桥两旁，清一色的二层小楼整齐排列，范德木告诉记者，这都是3年前搬迁后新建的，“村里一共80多户人家，搬了60多户”。当时，政府按照每平方米110元的标准补偿，每户人家平均拿到1万多元，但建新房子要六七万元，只好跟亲友四处借债，“儿子到外面打工，到现在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说起从前的东荆河，范德木感慨，“小时候水多，家家户户养鱼，到80年代末水就很少了，只能种田”。但因为地处河口，旱涝交替，每人只分到6分地。“还得要靠出去打工才行，大桥就是通了我们也用不上，要是能有人来这里投资建厂就好了。”范德木接着又摇摇头，自问道，“可这种地方，谁敢来呢？”

　　与范德木有着相似记忆的，还有在长江大堤上看哨屋的胡家湾村村民李添家。今年75岁的李添家，年轻时曾做过18年生产队长，1998年长江大堤重修后便到堤上做看守。“以前这里是真正的鱼米之乡，年年农忙一过，就是修堤围垸，逐渐把水分割成小块，慢慢就干了。现在水少了，鱼也少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洲湾，被淹10年之后

　　从新滩渡口坐汽轮，逆长江而上，半小时后达到对岸的洲湾。这里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湾”之称，一路向东的长江突然在此转弯向西，形成一个几字形。不过，真正让洲湾“名声大振”的，还是1998年洪水时的溃堤。

　　小镇中心的主干道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商贩，10年前的大洪水并没有在人们脸上留下多少沮丧。街边几栋建于“文革”时期的老楼依然挺立，二楼墙上粉刷的毛主席语录上有一道浅浅的水线，镇上的人提醒我，这就是当时洪水的高度。但等到寻至当年溃口处的中堡村，就会发现，气氛开始有所不同。

　　现在的中堡村口立着一块石碑，取名“中堡新村”，两排楼房面对面一字排开。当年紧邻长江大堤的村子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现在的房子均为洪水退去之后重新修建，为了躲避可能的洪水侵袭，向堤后退去1000多米。说起1998年大洪水，大多数人只是摇摇头，多半因为不想谈及伤亡的亲友——那次洪水夺去村里20多条生命。也有健谈者回忆起那个特殊的时刻——1998年8月1日20点，据村民们反映，由于当时的堤坝含沙量高，出现灌涌之后未能及时抢修，导致近千米的长江干堤塌陷。村民王茂湖指着自家的二层小楼告诉记者，当时村子里大多为平房，水很快就漫到了房顶，很多人只能爬到树上避难，在他家二楼也聚集了几十人。

　　洪水退去后，村民们重返家园，却发现不仅房屋倒塌，家当被冲走，就连稻田也因为江水冲击造成沙化。经过两年的整治，现在的土地已有所好转，但也只能当旱田，种小麦。村民江波告诉记者，他做家电维修生意，收入相对要好些，但大水过后，也得四五年的功夫才刚刚把家里的日子过回原来的水平。

　　村外的一片小树林中坐落着一个烈士陵园，抗洪英雄高建成与另外18位抗洪烈士就长眠于此。登上长江大堤，远远就能看到前方有一段灰色水泥带，即为当年溃口处，旁边一座二层小楼已经人去楼空，屋里墙上挂着长江洲湾段抗洪指挥地图。屋外的墙上粉刷着一行大字标语:“修好洲堤，保卫大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