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归位于公共服务型

　　政府归位：公共服务型

　　《21世纪》：您的报告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国政府正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财政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

　　胡鞍钢：客观说，2003-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蛋糕做大了。五年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大关，四年翻一番，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9.7%。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4%，提高到21%。

　　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原来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意愿，像国企包括集体企业，退休职工退休金偏低，政府都很清楚。但是，只有当蛋糕做大之后，其强烈的政治意愿才能够有国家能力将其实现。

　　应当说，本届政府能够把自己界定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特别是前者凸显了民生问题，在民生问题中凸显了五大方面问题。我发现，这五大方面问题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

　　胡鞍钢：发展中国家问题主要是温饱问题，吃饭问题。

　　比如住房问题。问问香港人，他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日本东京人更是如此，一个教授，可能一辈子只能买套70平米的房子。

　　现在我们很多发展、民生问题被夸张了，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比如老龄化。

　　本届政府特别是2007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体现了政府职能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即民生型政府的转型。

　　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解决了“吃饭”与“贫困”两大基础民生问题，此后中国开始进入“小康”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就转化为解决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安居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这些都是涉及人口最多、关系切身利益最直接的重大问题。

　　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社保问题是提不出来的。比如《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工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是创造就业，这方面问题往往会被忽略。

　　中国现在是两种现象加速。一个叫“非欠发达化”，一个叫“迅速发达化”。前者的领域要素在缩小，后者的领域要素在扩大。

　　所以，我们目前提到的这些民生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现在，中国有5.9亿城市人口，民生问题凸显，本身对政府是一个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解决这些问题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国情条件来解决。因为中国公共资源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给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21世纪》：1998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公共财政概念。这五年，政府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还是在进行中？处于什么状态？

　　胡鞍钢：这个方向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走到现在的地步超过了我的预期，因为当初我曾直接参与到了这一进程的前期。这个过程并没有走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继续走。

　　地方政府如何实现转型，也要解决财权事权划分，财权事权相对称问题，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怎样在全国13亿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已经正式写入“十一五”规划中。

　　什么是民生？核心是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我们当初提到的是低标准的公共服务，起码的公共服务。确定若干个基本公共覆盖率，至少要达到95%以上，甚至达到100%。

　　本届国务院提出的农村发展目标主要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到2010年基本实现乡镇与行政村通公路，解决350万户无电人口用电问题；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到2010年新农医保覆盖率要大于80%；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到2010年解决1亿人农村居民饮用水不安全问题。

　　这些目标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中国的农民开始从体制外公民转变为体制内公民，也标志着中国城乡分割的“一国两制”开始逐步消除。这些目标的实施又大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时代。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2003年参加新农合人口只有2300万人左右，2005年也才1.75亿人，2007年达到了7.26亿人，参合率高达85.7%，提前实现了2010年大于80%的目标。2007年全国31个省区市都已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农村人口3452万人。

　　农村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进发展》的数据，中国能够使用全季节公路的农村人口比例为97%，是可获得数据的42个国家中最高的。这也反映中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可能在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不仅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最快，而且农村的现代化要素的人口覆盖率或普及量处在前列。

　　基本医疗问题，现在每个人50块钱，将来可能到150块钱，但这还是属于低水平的保障。

　　这个五年，可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它需要一个不断量变的过程。我觉得从上一届政府到本届政府，特别是这一届政府，就是在农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方面、公共财政方面、公共投资方面的严重缺位，现在开始归位了。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是

　　典型的公共产品

　　《21世纪》：您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宏观经济稳定与政府的转型有何内在联系？

　　胡鞍钢：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前提，同时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宏观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本届国务院鉴于投资规模已经很大、社会资金增加较多等新形势，由1998年以来的一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松紧适度的稳健财政政策，就是宏观调控适应性的最好体现。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十几年前(指1993年)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国家公共产品，十年后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公共产品，进而成为全球的公共产品。宏观经济调控一定意义上是艺术，作为转型国家，中国还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提高和改善宏观调控能力。本届国务院既汲取了前两届国务院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也创新了新的宝贵经验。

　　如何进一步界定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如何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主动调整政府目标和职能。本届政府关心民生问题，突出体现了政府职能已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解决民生问题，从而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即民生型政府的转型。GDP增长是市场而非政府的政绩，政府这方面主要职责是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最大的政绩是解决民生问题。本届国务院已将关注点由GDP转向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21世纪》：您觉得当下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胡鞍钢：199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现在，已经开始形成新的共识，就是增长是基于市场主体的活动，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

　　看来政治共识的实现还是要分步走，第一步解决方向，市场经济；第二步解决政府职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越是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就越多。而宏观调控恰恰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因此，从省及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其主要职能就是公共服务。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提倡工业强县强市强省，我称之为“新教条主义”，这实际上都是没有搞清楚政府定位的表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初步或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型，现在需要地方、基层政府向这一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