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优惠政策应修改 不应再以资金量作依据

　　宏观调控的路径

　　记者：您上述提到了几个问题，其实按照您自己的描述，也都是一些老问题了。而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呢？

　　林毅夫：我们也在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政府又应该选择怎样的对策？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经济、法律这类的行政手段属于短期措施，它们的目标，是不使这些问题再往坏的方向发展。比如对于股市，如今仍然采取有保有压的办法。这就好像往一锅沸水中掺入一勺冷水，其结果只能是它暂时性不沸腾。这只能抑制一时，等短期影响一过，问题照样还会出来。

　　当前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好的阶段。我认为，宏观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那么哪些措施可能有效呢？

　　林毅夫：首先，应该按照2007年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包括地方性中小银行、农村银行、小额信贷、中小企业担保等，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创业机会。银监会此前提出对中小企业要进行授信管理，但在这一点上大银行总不如小金融机构有效率。实际上，这有助于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由此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经济。

　　其次，是调整资源税。同时对于垄断行业，应该放开的就放开，如果确实不能放开，则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双缺口经济，因此也该相机修改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外资优惠政策的依据，而改为依据技术、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针对企业很容易形成产业升级共识的状况，应该充分利用总量调控的优势：一方面随时公布某些行业的投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该对行业准入有所指导，当然并不是说由政府决定谁可以投资谁不可以投资，但是可以规定准入技术和自有资金的条件，对贷款的条件也要作限定。

　　此外，就是双盈余的状况会长时间存在，人民币升值也会有压力。但是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用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泰国、我国台湾省等历史上都有汇率百分之三四十的升值，但都未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双盈余的问题自然也没能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听任国外的声音来制定国内的经济政策，我认为，保持目前这种小幅度的、主动的、可控的升值方式是最合理的。

　　而资源税费提高、提高环保要求、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这些事情，都需要地方政府来执行，因此必须改革其考核和升迁制度，使得地方干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时能积极去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保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