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被误读的“文妖”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0日15:30 新世纪周刊

  今年是张竞生诞辰120周年。

  在现代中国,张竞生曾红极一时:他苦心出版《性史》,启发国人“美的性欲”;他倡议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推广以美育为核心的乌托邦实践。他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但他的轰动效应更多是在万人唾骂中形成,他对性学的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一腔热血却终被色情歪曲。关于他的误读至今依然存在。

  一生以自己为实验,企图在自己身上实践自己的观点,却总不能心随人愿。张竞生其实是位革命者、社会思想家。真性情的他,执著地想要启发当时蒙昧中国的国民心智,以期脱掉肉身上的沉重思想负担,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提出了性的美育。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关于是否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热议话题.回溯历史,早在1953年春,这位中国第一性学家就曾连夜写下万言书,上书毛泽东,呼吁节制生育。废与立有趣地重合在这个年份。

  张竞生和《性史》乱象

  -本刊记者/杨东晓

  《性史》第一集的出版,使得张竞生暴得“性博士、大淫虫”这类臭名昭著的大名,使其付出了声名扫地的代价

  编纂《性史》的工作在1923年就开始了,这是张竞生结束了他一生中最自由浪漫的8年留法生涯,回到故国古都受聘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的第三个年头。

  性史调查的征文启事刊登在《京报副刊》,那是1923年的寒假。启事的标题颇具蛊惑,征文名为“寒假的最好消息”:《一个寒假的最好消息——一代优种社同人启事》。

  民国时期的第一次性史调查由此开始,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关于性的调查。

  《性史》风波

  “最好消息”发布不久,“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竞生即收到200多篇稿件,这些稿件作为社会调查课题受到教授们的重视。稿件经过张竞生等人的严格把关,从北京几所大学中遴选出7篇大学生的稿件,印行了1000册,公开发行。

  《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中的这些自传体式的小说中,署名“一轲女士”的《我的性经历》最有学术价值,作者松雪是张竞生当时的夫人,一位出身江南世家的新女性。这位北大的旁听生后来成为三位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部长职务中的一位——妇女部长,另两位是担任过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和担任过农民部长的谭平山。后来,由于政见不同,张二人分手,而她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女上校。

  张竞生对《性史》第一集中的每篇文章都写了具有针对性的编者案,于是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有了“第三种水”之说,第一次有了如何避孕的篇章。

  书中的这些“明目张胆”的说话如惊天之石,击起千重波澜。

  “赵老太爷”们凶猛地跃身而起,1926年6月出版的《性史》,同年8月即遭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区域性封杀——从南开到天津市全面查禁《性史》。同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此时仍视张竞生为“同志”,他挺身而出说查禁《性史》毫无必要,并指责张伯苓本人在“性教育方面实在也没有什么建树”。

  事实上,3年前筹备此课题时,张竞生也想到过自己在这个封建了2000年的古国里,宣传科学与开放的情爱与性将会在学界引起纷争。但他的确没有想到,《性史》一出他当即被各种势力逼到了壁立千仞的地步——霎时间蓬勃而出的各种盗版与冒牌《性史》,都署名张竞生并充斥了图书市场,它们以《性史续集》、《性史别集》甚至《性史外补》、《性史补补》为书名,而内容多移植于《肉蒲团》一类的古典性爱小说。脑袋灵光的上海书商,还从插图本一路出到漫画版,文字表达与直白图画合盘而出。

  一时间,不知就里的人都以为这位在法国留学8年的张竞生,是一位“性博士”。他也“暴得”了“卖春博士”和“ 淫虫”的臭名。个中原因,张竞生后来也反思过,他在《十年情场》中这样总结《性史》的不幸遭遇:“近来有些人以为我是巴黎长期的学生,习染了法国的淫风。看《性史》如猪狗的苟且,尽情地任它发泄出来。又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性史》就是现身的说法!”

  而围绕《性史》功过的反思,在学界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副院长江晓原,也是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他在思考张竞生《性史》风波时,这样告诉《新世纪周刊》:“如果说《性史》在当时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说只产生了坏的影响。”他进而解释到:“五四以来,关于爱情与性的保守观念,已经被当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新文化运动中性与爱的观念比现在更为开放,而《性史》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强大的压制,他们借用全社会的力量进行了反扑。”

  江晓原还试图为张竞生找到一条使《性史》成功的道路。他说:“这件事其实本来是可以操作成功的。我替他考虑过:请名家来作序、每篇前都加上学术性的导读,把潘光旦、周作人等拖进来,作成学术研究范本;刚开始不要公开发行,只在学术界和知识界进行传播,以产生正面的影响。否则强大的镇压中,张竞生因为遇到的强有力的反击而丢分了。”

  《性史》的臭名昭著和张竞生的身败名裂,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情的视而不见,但是从客观上说,是由于 “《肉蒲团》们”的接踵跟进和迅速占领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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