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为倡导节育致信毛泽东

　　倡导节育,他比马寅初更早

　　-本刊记者/杨东晓

　　从1920年到1953年间，张竞生不止一次地提出节制生育的言论，甚至还给毛泽东写过信，这封信后来被退回到他的档案袋里。

　　留学法国的张竞生决定给毛泽东写封信，这一年他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任馆员。

　　这天是1953年3月8日的晚上，他一口气给毛泽东进了1万3千言，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实行计划生育。

　　事实上，张竞生第一次在中国提出科学而有计划地生育，是在1920年，那时他刚刚告别学习了8年的里昂大学，拿着哲学博士的学位回到中国广东。甫一下船，张竞生便向陈明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他当时肯定没有顾上数一数陈明有几房妻妾、十几个儿女。因此陈明对于张竞生第一印象就是“神经病”。

　　在陈明的天下，没能推行出他的节制生育的观念，张竞生并不死心，他在1921年执教北京大学后，依旧在各种讲座和文章中宣扬科学的节育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竞生正在法国求学，世界人口问题引起过张竞生的关注，尤其是法国传统式的节育风气对他影响更甚。他曾写过一篇《避孕与生育限制法》寄给美国的玛格丽特·山格，其观点得到这位冲破宗教与法律樊篱的国际节育先驱的赞赏。

　　蔡元培给了张竞生宽松的治学环境，所以这位哲学系的教授在北大期间还发表过《生育限制法》和《避孕要领》，宣传节育与避孕。但换来的是一片“灭绝人伦”和“衣冠禽兽”之类的谩骂。

　　蔡元培本人对山格夫人在中国宣传节育也非常重视，1922年4月山格夫人应邀到北大做《为什么要节育》的消息就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头版头条，蔡元培亲自主持了这些演讲，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作陪。

　　张竞生以哲学和社会学的眼光观照中国社会的性与生育，主张地方设国势部管理户口的调制，他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 “如以我国来说，能永久四万万就好了，如不得已时就减少为三万万也够了，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的繁多，而在其有相当的人口以后，使他们多多有了人的资格。”

　　他所关心的“人的资格”在当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在半个世纪后实行的计划生育中，一些同胞不得不尊严尽失。

　　令张竞生哭笑不得的是，他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被有关部门批了四个字“退回，酌办”后，最后退进了他个人的档案袋里。

　　又一个提倡节育的人站了出来，他是北大校长马寅初。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他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新人口论”，在1957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来后，过了不到3年的时间，马寅初就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又过了24年，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至此，科学地、有节制地控制人口，才在中国开始实施。

　　从张竞生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的保持四万万同胞，到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时的8亿神州，再到1981年中国人口逼近10亿，中国用了一个花甲才懂得了素质强国。

　　“性从来不是主流”

　　-本刊记者/杨东晓

　　《张竞生文集》的出版避免了这位“盖棺已久而论未定”的学者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命运，这个时代也已能容纳一个叫张竞生的逝者了

　　广州出版社在1988年出过一套《张竞生文集》(上下册)，这套定价人民币49元的学术专著在10年后还能在街头板车上看到，但那是5元一本的盗版。有盗版，说明有市场，当然，这不合法。

　　这种现象与80年前何其相似，当时，张竞生的《性史》甫一出笼，各种版本的《性史》“补”、“续”、“增”都做出了快速反应并大得渔利。

　　如果不是广州出版社在10年前首次出版张竞生的作品，那么，这位“盖棺已久而论未定”的学者，真的要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了。事实上，在学术界，他也息声已久，早就没有了话语权。

　　是先驱就要倒下

　　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晓原用“先驱”二字评价张竞生。这位以哲学来观照性与社会关系的人，活到了82岁，却在38岁时就倒下了。

　　张竞生倒在了一个山口上，山口豁开的一面，正是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中，最神秘、最讳莫如深的、最不可揭示的所在——那就是性。

　　在中国，性的位置很奇怪，也很尴尬。

　　性学从来就没有独立出来过，性学也没有过应该属于它的社会地位，江晓原当副会长的上海性教育协会，是挂靠在计生委下面的，也有些城市的性教育协会设在医学机构下面。也就是说，性被下降为一个医学问题，只是被当作医学的一个部分而已。

　　“性从来不是主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方刚说，“在学术界更是如此，大多数人不屑于去关注性，认为性并不重要。”因此，方刚认为，在性的领域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注定只是极少数人，即使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家鲁迅等人，也曾对张竞生颇多微词，一个性学家的命运由此就可见一斑。

　　张竞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默默无闻，方刚认为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排斥性的文化中”。

　　今天，一些涉性的教育节目，通常是设在黑夜。江晓原曾经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做过一档深夜成人节目，叫“生命之源 ”。对观众和听众提出的性心理、性文化史做以解答，之所以时间安排在深夜，一是白天没有它的位置，二是它给一些夜不能寐的人看的——性的问题，只有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才被人发现和关注。

　　即便是21世纪的中国，性尚且如此地位，更何况是在80年前。方刚认为张竞生无疑是一个性革命的先行者，在那个时代更是一个非凡的勇者和智者，从他的作为来看，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还是非常进步的。

　　于是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张竞生，身败名裂地倒在一个巨大的缺口上。这个缺口至今还没有补上。

　　性“成为”政治开明的指标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在初中生理卫生课本中加入了青春期卫生的章节，这是新中国性教育的开始。一个生理性的开始。

　　到了90的代，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又知道了一个词，叫性道德。至此，新中国的性教育达到了个人生理与社会道德全面抓的地步。

　　《性心理学》一直被放在书店的上层书架，当它的翻阅率和销售量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后，这本书被摆放在书店大厅中较为显眼的地方。

　　上个世纪中期，金赛和海蒂的性学报告先后被翻译和引进，性与人性的距离开始一步步拉近。到了安顿的《绝对隐私》时，人们认为，中国人的宽容度已较张竞生年代大为改观。事实上，早在张竞生所处的五四之后的中国，左倾与激进的思潮使得当时的人在性观念上比今天还要开放，所有封建的意识和传统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一些被新思想充斥了头脑的先驱们并不把性的开放当成道德上的问题。相反，对爱情的追求、对性的封建意识的突破，成为政治开明的标志。

　　直到今天，同性恋问题再一次将性摆在了各国政府面前，性仍然经常被人当作政治开明的一个指标。

　　从法律上也可以看到一点点艰难的进步，通奸罪于1979年彻底消失，2007年人大代表提出了取消“非法同居 ”一词，改为同居。法，已经在性的问题上，进步到了承认事实——同居就是同居，法不再插入进来。

　　这个时代也已经能够容纳一个叫张竞生的逝者了，他已经去世38年，而今年是他120周年诞辰。10年前出版过的他的文集，还在以定价的五分之一在盗版出售。

　　在他这个人被时代遗忘的年代里，这个国家里处于青春期的人没有受到过任何性方面的指导，但是人口却倍增。而由于文革时期更为严酷的禁锢，性知识的传播再度被打入深渊，同时，也由于知识传播途径的贫乏，一些中年人在回忆他们获取性知识的途径时，往往要提到“黄色小说”这一词汇。

　　“我们那时候，更多的是从黄色小说中学习性知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家专业类核心期刊的主编说“这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

　　好奇与求知，使他们在80年代初，偷偷地手抄和传阅各种能找到的“黄色小说”。令人宽慰的是，这些当时手抄和传阅黄色小说的年轻人并没有个个都变成流氓，在躁动与不安中阅读，在忐忑中自然而然地发育和生长，终于安全地度过了令人痛苦的青春期。

　　这种故事，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有过曾经被批判的真切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