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两高报告：我国反腐工作进入新阶段

　　本报记者 何春中 程刚

　　“上海社保案还没有结案，还会继续进行查处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06年，在上海社保案中，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这是过去5年被查处的35个省部级高官之一。

　　2008年3月1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说，5年来，高检立案侦查省部级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 930人。

　　“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非常坚决的，不仅要铲除腐败，还要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姜建初说。

　　中央党校教授林表示，实际上，从十六届四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反腐败的路线就非常清晰了，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十六字方针。他说，“提出这个方针，标志着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35名省部级高官落马的背后

　　2006年，京津沪三地都有高官落马。

　　郑筱萸，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他手中的权力关乎13亿国人的用药安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郑筱萸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家属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649万余元。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辜负了人民的重托……

　　2007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查处陈良宇、郑筱萸、杜世成、邱晓华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权威资料统计表明，20世纪80年代，全国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受到法律制裁者只有两人，违法犯罪的经济数额为几千元到两万多元； 90年代上升为15人。2000年至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0人以上，其人案数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极少数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这些人位高权重，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充当了黑社会的保护伞。春旺在3月10日的工作报告中说，5年来“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严肃查办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01人。”

　　“抓大不等于放小。”姜建初说，抓大案要案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影响大，危害也大。查办一个涉案金额上百万元的大案，就能给国家挽回一定的损失。抓了一些违法乱纪的高官，会起到较大的警示作用。

　　姜建初强调，“这里没有抓大放小的意思。检察机关对于小案仍然是一直在办理的。”

　　郑筱萸案、上海社保案暴露出对“一把手”监督缺位，“一枝笔”现象仍没能得到根治。

　　姜建初认为，上述大要案暴露出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一把手”敢不敢监督、能不能监督、受不受监督。“你得有一个让人敢于监督的社会氛围。如果每个人办事都不送礼了，敢于直言，监督腐败的社会氛围就树立起来了。”

　　“当然，这是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理想目标，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

　　比如现在，想进政府机关工作的人不用再托人送礼了。因为实行了严格的公务员考试，考试通不过，送礼也没用。”

　　“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成为反腐败的战士。从自己做起，不送礼、不行贿，发现腐败迹象马上举报。”姜建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