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汝县领导当众表示支持多种经营企业

　　县长为致富先进牵马

　　“当年有没有担心，怕人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有领导顶着呀！”2008年春，孙春元再次回忆当年的情形，话语轻松。他当时的职务是临汝县乡镇企业局企业科科长。

　　开业那天，孙春元和几位县领导一起，赶到现场祝贺。作为临汝县最早的多种经营企业之一，领导们对它看得很重。

　　和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孙春元亲眼见证了许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实：穿工商制服的人踢倒路边卖烧饼人的火炉；两个贩猪的外地人，因被指“投机倒把”而拦下，猪被没收款被罚，蹲地上抱头痛哭。

　　但他更多的庆幸是———“临汝县的领导比较开明。”孙春元回忆说，时任县委书记吉长荣每次开经济工作会，都要求护老百姓致富的热情和努力。

　　两件事让孙春元记忆深刻。

　　1983年，临汝县小屯乡宋庄村村民冯清立开了家翻砂厂，为煤矿做工具。因为收废铁，他被警方数次传唤，翻砂厂也被工商部门关闭。无奈之下，冯清立托人将上访材料递给了县委副书记胡立。

　　胡立赶到冯家，问清楚了情况后，在乡里和村里的会议上，以一个县委常委的身份，为冯清立“恢复名誉”，并让冯清立在全县巡回做致富经验的报告。胡立还找到处罚冯清立的各单位领导谈话，与他们理论“冯清立究竟违法不违法”。

　　寄料镇寄料村村民郭明与人凑钱，买了两辆汽车拉煤，1984年一年就赚了4万元，成为全县典型。县里特意开会对其表彰，会后，郭披红戴绿，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县长马庆立为他牵着缰绳，在县城几条大街游行。

　　“领导的重视是最重要的。”孙春元所在的单位，被要求利用一切便利，为乡村工业，搞多种经营服务。“一开始，多种经营还局限于农民搞个养殖什么的，到后来，我们发现发展乡村工业，也不能只靠政府。”

　　按当时的企业法规规定，个体户的雇工数量不能超过8人，要不就是资本主义。

　　但在杨楼乡杨楼村，农民李景源雇了十几个人做瓶盖，生意好了之后，还在上海设办事处，雇四个上海人做业务员。“县领导都以此为荣呢。”孙春元说，“你要是下面的干部，你敢去说人家是资本主义，让人家关门？”

　　“中央在摸索，地方也应该跟着摸索。无论咋说，让百姓合法致富总没错。”吉长荣的话，让孙春元记忆犹新。

　　5村民一人一千齐开厂

　　在有着“百里煤海”之称的采煤大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更为红火的是分布在各处乡村的煤矿。

　　开个最简陋的小煤矿，在当时需要3万元左右。临汝当时有(公)社(生产)队煤矿26个，集体资金投入已经力竭。

　　那时，中央对矿山业的指导思想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为了鼓励群众开矿，临汝县当时的政策很宽松：经过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批准后，再到县煤炭局申请，在省里备案，就可以开挖了。

　　但是有一点，个人凑钱开办的煤矿，必须冠以村或者村民小组的名义。“煤炭矿产属于国家和集体，个人是不能挖的。”当时在寄料镇政府工作的陈保松说。

　　除了煤矿业，更多的股份合作，也在各个能赚钱的行当展开。在寄料镇马长庄，5个村民一人凑一千，开了一家耐火材料厂。四个人在家做，一个人跑业务，每到月底，5人按经营成本和劳动力的入股量分配利润。此厂因工作效率高而远近闻名。

　　私人资本如此，集体企业也跃跃欲试。汝州镇阀门厂原是个镇办企业，固定资产有130多万元，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就将厂子做股发行，镇里占了80股，职工以货币入股后，还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

　　数据显示，1984年，临汝县各类股份式合作企业所创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1.9%，达到13000多万元；利润占70%，达到2800多万元。

　　临汝县的财政收入因此在河南省位居前列，两年后，甚至跃为全省第一，是该县史上惟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