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制

　　特约记者安库雷发自北京

　　“我们就是一帮学者坐一块儿，搞这么一本书，”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抛出了一 连串问句，“大家感觉需要一个总体框架，而不是说在理论上论证来论证去。就是说，怎么改？改哪些？改到什么程度？是吧 ？大家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

　　“这么一本书”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366页，定价58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版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首印12000册。

　　真正让这本书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月18日路透社的报道：中国高层智囊发表政改蓝图。

　　“他们(出版社)开始不敢印，怕卖不好，最近一炒才卖得好，最早是外电报的吧，结果出口转内销了。”周天勇半 开玩笑。

　　当问到这本书是代表高层的声音，还是纯粹学者的观点，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后者，然而当追问是否真的没有“授意” 或者“投石问路”，他又用一句“我不知道”轻轻地挡开了。

　　在《攻坚》的后记中，周天勇这样写道，“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 全部报告先后提供给有关部门审阅”。

　　概括地说，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 、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 重点应该是“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他对普京的一句名言印象颇深，“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人物周刊：中共十七届二次全会2月27日发表公告，提出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 制，你怎么看这个时间表？

　　周天勇：我觉得肯定是合适的。但是，行政体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比如说人大啊，还有司法啊，比如说公民社会 要配套。行政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但最后还得人大制约，如果不建立制约关系的话，行政体制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动，或 者改不好。

　　人物周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何在政改中排序第一？

　　周天勇：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把整个社会管得没有活力了，没有创造力了，那么这个社会，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到时候就业怎么办啊？今年你看，2008年会是失业率最厉害的一年。没人创业就没有企业，没有企 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法过日子。但是，为什么不创业？就是因为政府的审批啊，收费啊，罚款，检查啊。

　　人物周刊：怎么去约束政府这些权力，在权力制衡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周天勇：我觉得行政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立法，立法要从政府里面逐步地退出来，转到人大，特别是重大事情 上，比如说预算。

　　人物周刊：执政者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

　　周天勇：动力源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压力和危机。你要是现在不改，最后弄一大堆失业人口怎么办？ 你也得执政啊。三十年前也是执政者自己开始改的，什么原因？就是回城知青没饭吃，找不着工作，农民也没饭吃，经济濒临 崩溃的边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就是靠大的水电，大的钢铁，大的化工。以前搞个石油，是个石 油城，几十万人进去了，但是这种项目你现在去看一下，它已经解决不了什么就业的问题了，这是第一。

　　第二，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怎么办？我们不像欧洲，欧洲国家工业革命时靠侵略转移人口；拉美呢，靠城市边上的 贫民窟；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中小企业的发展，转移了农民。中国怎么办呢？都住在工棚里？还不如人家贫民窟呢。

　　第三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办个企业越来越难了，你不干人物周刊，你去干个体户试试，两天就把你给整死了， 就是政府的审批、管制最后让你没法创业了。那么这个社会最后弄这么一大堆人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危机。

　　人物周刊：有人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计划实现？通过这种时间表完成的民主，还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周天勇：那你说怎么办？民主政治需要改革来过渡，你改革同样也是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计划吧？没有总体报告，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些方案，那你什么也不干了，成天就讨论我们应不应该，那有什么意义？照我说，你连政府花钱都没管住 ，你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的方案当中提到政治要相对集中，这个“相对集中”与“权力制衡”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

　　周天勇：为什么要提政治上适当的集中，有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未必是三权分立搞 得特别好的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民主，经济发展是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东欧国家也有转型成功的，但是它是 单一制国家，地区差距不大，但是苏联一转型，就解体了。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以解体的代价获得这么一个民主制度，代价 非常沉重。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候，发展差距这么大，基础还不如 当时的苏联。第四个原因，就是从实际上看。像韩国、台湾地区，它整个结构转型的完成，都是在李承晚朴正熙或是蒋家时代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战后，有美国在那儿管制。你去看，发展成功的都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放开自如。

　　人物周刊：您是学经济出身，提出要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能具体说一下吗？

　　周天勇：因为经济学嘛，要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可不可行，有没有风险，这都是经济学的思维。另外，就是 说你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当然你也可能说，我和前苏联一样，我的目标函数就是以国家解体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民主转型，这 也是一种。但我的目标函数可能就要有几个约束条件，我们一定要建立民主和法制这么一个国家体制。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国家不统一，不要有那么大的代价。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你看你能不能干，就是这么一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