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从洪灾到旱灾

　　鄱阳湖水文局的王副局长告诉记者:“都昌等地的几个水文站今年已经超过了历史最低水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连续几年保持低水位，终于在大水10年后跌破历史最低，县城生活用水、渔业发展、蓄滞洪区在微观层面上开始出现了新问题。

　　◎陈超

　　都昌县:10万居民用水告急

　　位于鄱阳湖东北的都昌县城只有10万居民。2006年冬天曾有一天全城停水，当时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的研究员谭晦如正好在都昌县考察，“我到取水口一看，20多个工人正在抢修”。整整一天，将取水的暗渠加深了1米左右，才解决了当时的县城供水。不料，这才是都昌用水问题的开始。

　　2000年之前，都昌县自来水公司的取水口位于都昌港旁边，“那时的取水高度有9米多，要是现在还用，早在2006年就取不到水了”。都昌县自来水公司的经理苏中华说，2000年，都昌县将自来水取水口移到南山，整个取水管道共长1500米，靠近湖水的800米是高1.8米的自流管，湖水顺着这条暗渠流进来;后700米是一条虹吸管，取水高度为7.5米。“一般说，水面高度高于虹吸管道高度1米才能取水，都昌县历史上的最低水位是1979年1月12日的8.62米，按照这个标准，即使降到历史最低水位，我们仍然能够正常取水。”

　　2006年底停水时，鄱阳湖都昌段的最低水位达到9.11米，虽然还没直接威胁到整体的供水，但自来水公司还是决定停水一天，深挖自流暗渠，防止断水。安全度过2006年后，苏中华已经有所警觉，江西已经连续几年降水偏少，鄱阳湖的水位将持续降低，因此从2007年10月进入枯水季节后，他就开始不断关注水位，早在10月就与两家施工队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中写明，“一旦自来水公司出现取水困难，施工方必须首先保证取水施工”。仅仅两个月，两套备用方案先后派上了用场。

　　从2007年11月底开始，鄱阳湖都昌段的水位就降到了9米以下，苏中华连忙启用了第一批施工队。与上一年的人工清淤不同，这次调动了一艘长80米、宽30米的大型清淤船，持续工作了一个月，才算保住县城每天不少于1.3万吨的用水量。

　　根据都昌水文站的资料，2007年12月19日，观测水位降到8.18米，而且不断下降，到今年1月17日，该站出现了8.05米的新纪录。水文站的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与此水位相对应的鄱阳湖面积仅为54平方公里，湖盆蓄水量1.53亿立方米，是1998年8月2日出现历史最高水位22.42米时湖面积的1/73，对应蓄水量的1/215。”

　　随着水位持续下降，县城供水再次吃紧，苏中华急忙启动第二套方案，将二级提水改为三级提水。“我们将这个围堰重新合拢，然后雇了4台大型抽水机，安置在浮动的筏子上，至少保证3台不停工作，将围堰里的水位抬高，自流暗渠的水就可以流进来了。”

　　抽水机不停工作了20多天，“那时整天就在取水口那边盯着，生怕出什么事情”。直到腊月22日，大雪暂时缓解了鄱阳湖的水位压力，湖面回升了一两米，苏中华也松了口气。“那时最担心的就是断流，都昌段中间有一个大的沙洲，水流从沙洲两边流过，靠县城这段湖底比较高，断流的话，抽水机也没用了。”而水文站的报告也谈到，“如果水位继续下降到8米以下，都昌县城自来水厂供水能力将下降40%，县城部分居民生活用水将无着落”。

　　中坝:正在消失的渔村

　　沿着都昌县城往东南进乡村，就会看到中坝。在县城与鄱阳湖之间共建起3座大坝，将整个都昌县围起来，3座分别是上坝、中坝和下坝。中坝旁的村子叫中坝村。

　　这是一个有400多户的村落，村紧靠着坝，大坝下有一个巨大水坑，零星飘着几艘小渔船，据说这个水坑就是建坝挖土留下的，水坑外是广阔的湖洲。“从前这时候，湖水已经能没到坝基了，现在要想看到湖还要走10里路。”一位路过的村民说。

　　午后，50多岁的渔民王华民坐在村里的小卖部里闲聊：“3月20日就要禁渔，直到6月20日开禁，之后只能捕2个月的鱼，能挣什么钱？”他也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后，村里60%家庭有了自己的渔船，“水大鱼多”。从那时起，中坝村的捕鱼业似乎进入了黄金期，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连续几次大洪水给捕鱼的家庭带来了巨大收益。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大洪水，“那年我捕了7000多斤鱼，我们村最多的甚至达到1万斤”。捕鱼家庭在村里的经济地位随之直线上升。

　　“那时我每年至少能收入万八千，可现在每年只能打六七百斤鱼，挣两三千块，还要交是300元的捕捞费。”从2000年后，鄱阳湖的枯水期越来越长，甚至提前到10月，这就意味着无法捕鱼的时间在延长。然而影响更大的是鱼群的生长，“每年的禁渔期是鱼苗的生长期，这时期如果缺水，就会大大影响湖里的鱼群数量”。而且由于长江水位偏低，不仅导致鄱阳湖水面降低，而且长江里的鱼群也无法进入鄱阳湖，“现在每年往鄱阳湖里投放上千万尾鱼苗，可是依然无法与长江来的鱼群比”。王华民也知道，现在不得已把网眼越做越小，可是尽管这样也捞不到像样的鱼，反而会把产卵的亲鱼捕捞上来，加剧了鱼群锐减的速度。

　　湖面越来越小，村里只剩下十几户人还在坚持捕鱼了，可资源稀缺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鄱阳湖的水面上也没有划分，周溪、西源、大沙几个乡镇，还有我们附近的人都在这片捕鱼，鱼越来越少，免不了发生冲突。”

　　渔民的经济地位下降时，水产养殖似乎更流行起来。中坝附近就有一家大型的矶山湖水产场，据水产场的刘场长介绍，这里还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助开发鄱阳湖低洼地渔业生产的项目，目前有10亩的标准鱼塘800个左右，约有400多户养殖户承包鱼塘养殖。王华民说:“当时哪个能想到去搞养殖嘛，投入又多，收入有时还不如打鱼。”因而在水产场建立之初，并没有太大吸引力。上世纪90年代后，一些来自浙江、江苏等地的外地户开始来承包鱼塘，本地人才开始陆续加入，王华民的本家兄弟王华山就在这个时期承包了两个鱼塘。

　　“鱼塘的风险相对小些，虽然当时收入还没有捕鱼多。”王华山说，2000年后，渔民和养殖户的经济地位开始互换，养殖户渐渐成为收入较高的一群人。“等到我们都知道养殖能挣钱的时候，鱼塘早就包完了。”王华民无奈地说。

　　鄱阳湖水位下降使养殖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可是当水位进一步下降时，鱼塘似乎也不够乐观。刘场长介绍:“鱼塘的水源是靠一条叫老港的河道输送的，这些水都来自附近几个乡镇的雨水，老港末端就是下坝的闸口。有时水量不足，就可以开闸进鄱阳湖的水补给。”恰逢去年春旱，鱼塘缺水，鄱阳湖的水也无法补给鱼塘，春季气温回升，正是鱼苗的生长期，没有新鲜的水源，大量鱼苗病死。王华山的两个鱼塘，“一个赔了8000元，一个挣了5000元，白辛苦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