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山大堤：抗洪到抗旱

　　康山大堤:抗洪到抗旱

　　位于鄱阳湖南部的康山乡不足1万人，这个不起眼的小乡镇所在地却是整个鄱阳湖地区最大的蓄滞洪区。据上世纪50年代的《长江流域规划》，鄱阳湖承担了长江汛期的50亿立方米蓄洪任务，而到了1998年，一些研究表明，为保住长江沿线的大城市，鄱阳湖的蓄洪量可能要达到100亿立方米。康山则是整个蓄滞洪区中的重点。

　　长达40公里的康山大堤从东、北、西三面围起一个45万亩的区域，之前的康山乡及其周围地区地势很低，一旦到了汛期，很容易被洪水淹没。1966年，洪水再次肆虐时，附近几个乡镇发动了10万农民，靠着肩挑手提，筑起了一座大堤。“那时干活可卖力了，到了第二年，水小一点，我们又继续加固，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大堤。”年近六旬的袁师傅提起当时场景仍然兴奋，后来他一直在康山水文站工作，退休后就在大堤上开了一家小卖部，每天守着大堤。

　　康山水文站的徐永兵站长回忆10年前的抗洪还有些后怕，“如果水太大了，为了保住九江和武汉，我们这里就要炸开行洪。按规定，分洪水位是22.5米，1998年最高水位涨到了22.43米，大堤差点就被炸掉了”。康山蓄滞洪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卢富肇当年参加了抗洪，“当时东堤的27号公桩和锣鼓山的12号公桩都塌掉一块”。在东堤，400多名解放军扛着大石头抛进去加固堤脚，村民们往锣鼓山的缺口处扔下30多床被子也无济于事，直到上饶地勘院的工作人员往里灌了大量的水玻璃才止住，不过水依然涨起来。“当时防汛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一旦超过行洪水位，马上炸掉大堤。”2000多户居民已经迁往高地，解放军某部的一个爆破排已经就位，“已经把大堤上的草全部砍光，挖好了埋炸药的洞”。所幸的是，水位最终定格在了22.43米。

　　从地图上看，康山大堤围起来的区域中心是一个大型的内湖，内湖周围就是康山等七八个乡镇和一个大型的国有农场——康山垦殖场，共有耕地17万亩。“这里就是早年围湖形成的垦殖区。”徐永兵说。内部的圩堤高度为17米左右，“如果内湖的水位超过了15.8米，我们就要开启闸门，将内湖的水排出去。如果外湖水位较高的话，就需要电排”。这对卢富肇来说是每年主要工作，不过从1997年开始，大堤第一次承担了新任务——抗旱。

　　2007年7月，卢富肇接到防汛抗旱办公室的指令，开闸将外湖水引入内湖，卢富肇一时无法适应。“从来都是趁外湖水位低的时候排出去，如果外湖水位高就要禁闭闸门。”这样的指令承担着巨大风险，“如果把水引进来，一下雨内外湖水都涨起来，抗洪的压力就大了”。

　　闸门最终还是打开了，西南的梅溪嘴闸、西北的锣鼓山电排站闸口、北部的大湖口闸、东北的里溪闸，几个大闸门全部打开，鄱阳湖水大量流入内湖，内湖南部的神口隔堤也同时打开，南部的金山嘴乡、东部的石口镇等几个地势较高乡镇的干旱于是得以缓解。

　　去年7月和9月，一共放了两次水，每次一周。每次放水卢富肇依然提心吊胆，而且闸门设计都是从内向外排，反方向排水还是第一次，大湖口一扇五孔闸门的启闭机还因此出现了故障，造成闸门暂时无法关闭。“这时一旦有洪灾，后果不堪设想。”卢富肇立即组织人力，用麻袋装土扔下去。当时的外湖水位只有16米多一点，比往年的19米还有很大的距离，水位下降的鄱阳湖让大堤上的人们虚惊了一场。

　　但即使开闸放水，灌溉还是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康山垦殖场的朱巨翔书记介绍说，为了增加引水量，农场新开挖了2条沟渠和3条专线，极大增加了种植成本。卢富肇也说，东南部地势较高的乡镇希望能多放一段时间水，可是西北侧靠近湖面的低洼地又怕涝，“在干旱的年份，这样引水很难平衡”。-

　　跨越60年的鄱阳湖控湖计划

　　“鄱阳湖里边有多少水，现在谁都不知道。”江西水利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熊大这样说，因为鄱阳湖底的地形到现在也没有准确测量结果。1998年洪水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曾进行过一次测量，却由于技术原因导致数据有误，至今仍然使用着50年代的数据，“但那个也不准确”。因此，当鄱阳湖水位持续降低时候，熊大依然认为，“鄱阳湖的水量并不一定小”。

　　水位降低，除气候干旱外，似乎还有一些人为的原因，“万安水库就是原因之一”。在赣江上游的万安水库建成后的一个影响就是改变了水流里的泥沙成分，“一般水库都会把原来的水流中的泥沙沉积在库区，而且由于落差增大，形成对下游的冲刷，原来河床里的淤泥就会被冲走”。曾有研究表明，2002至2005年，万安水库下游的河床就下降了1米左右，这意味着水量不变的前提下，鄱阳湖最主要水源——赣江的水位下降了，自然对鄱阳湖的水位产生了影响。加上在湖内大量无序采砂等人类活动，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湖底下切，湖面高度也就低了下来。

　　熊大说:“根据经验，大旱和大涝往往交替出现，鄱阳湖不知什么时候还有可能出现洪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鄱阳湖在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位差距的确很大，最大的年变幅竟然达到了15.36米，相比之下，太湖年变幅仅为0.7至2.43米。这就导致了鄱阳湖面积在一年中会发生巨大变化，洪水到来时是一片泽国，如今枯水湖区的生活也受到影响。于是，今年1月，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凌成兴在全省发展改革工作会议上重新提起了一个被不断讨论、搁置的项目——鄱阳湖控制工程。

　　早在1946年，原国民党江西政府就着手赣江流域水利开发计划纲要，其报告中就提到准备在连接鄱阳湖和长江的湖口建筑节制闸，在长江水位上涨之前关闭闸门，利用鄱阳湖蓄存江西境内的来水，保证它们不进入长江。工程预算达到7.5亿元(1937年的币值)，因而在报告最终写道，“故无价值兴建”。

　　接下来，1950年民革的袁良君又提议在湖口“设大闸滚坝潴水，引注以入于湖”，鄱阳湖水位抬升之后，就可以建立一条从湖口到广东的“内河航线之捷径”。及至1972年，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湖口建闸，蓄水灭螺”。然而各方面关于建闸的提议被拖延下来。

　　1972年，中央就根据1954年长江洪水情况，对周围几个区域的分洪做出了规划，湖口附近承担50亿立方米的分洪任务。此后，湖南、湖北分别加快了对洞庭湖、洪湖的围垦，这两个天然通江湖泊的调蓄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且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湖北、湖南曾有设想建立一条防洪道，将洪水挤到下游的鄱阳湖等地。1978年春节前后，水电部组织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今长江水利委员会)对长江流域进行查勘，水电部就要求安徽、江西等地研究，下游是否能承担增加的分洪量。在这样的压力下，与会的江西代表在1978年春节期间提出了在鄱阳湖和长江之间建闸的方案，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也迅速展开了研究。

　　然而，春节后，时任水电部领导亲自主持查勘，否定了湖北、湖南减少分洪量的提议，也指出江西不必提湖口建闸的问题。不过，江西省内的研究一直没中止，水利规划设计院的胡广熙坚持相关研究。之后，江西水电局又下达了湖口建闸的科研项目，拨款25万元，课题名称为“鄱阳湖控制工程研究”。

　　到1980年，有传言说在当年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课题的负责人与水利部领导就该工程产生了“争论”。熊大曾向胡广熙了解，得知争论不存在，但项目并没得到水利部的支持。熊大说，由于“小道消息”传播，一度对研究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胡广熙和熊大继续进行着该课题，到1985年完成。同年底，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出面组织了一次论证会，肯定了“人工控制鄱阳湖研究”的价值。到1987年，虽然江西代表有过提案，国家计委依然没把鄱阳湖地区纳入全国综合开发的重点区域。国家计委的说法是，“鄱阳湖的开发利用不仅关系到江西省，而且关系到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此外控制利用鄱阳湖也有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研究鄱阳湖的控制利用必须在服从长江流域整体规划的前提下进行”。

　　上世纪90年代，江西省对控湖工程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将工程列为远景项目。对这个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曾在座谈会的答复中将其与三峡工程并列，建议进行专项研究，但需“进一步论证”。2002年，江西省人大代表再次将加快控湖工程作为提案的时候，水利部答复:“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目前，该控制工程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之后，一些生态保护机构的反对声音开始发言。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于秀波博士曾撰文批评控湖工程，认为这个工程将对长江分洪不利，而且长期保持鄱阳湖的较高水位，会导致珍稀候鸟的栖息地消失，破坏整体生态平衡。一位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私下里对熊大说起，“建起闸口，让你们开的时候不开怎么办？”

　　熊大对此的态度很乐观，“闸口建成后，控制权交给中央就行了嘛”。他认为，鄱阳湖在汛期主要承担了江西省内的5条河流水量，在一般情况下，汛期时都是鄱阳湖的水流入长江，建立一个闸口可以极大减轻长江的压力，长江枯水时，还可以利用鄱阳湖汛期存下来的水补给长江。“闸口还可以发电，对于整个长江水系的电力开发也有好处。而且水位保持在19米左右，就可以保证现在正在开发的粤赣运河的航道。”对于鄱阳湖的候鸟保护，他认为只要在蚌湖等候鸟栖息地周围建起闸口，用电排保持里边14米的水位，就可以保证候鸟的生活。他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就是可以通过人工控制，将湖水调往京津塘地区，既可以解决掉汛期多余的水量，还可使江西因水资源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