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谈履职：避免停留在喊口号发感慨层面

　　■采访：王小波 本报记者

　　■受访：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大副主任

　　■引言

　　“两会”是个大舞台，舞台上代表委员活跃，每年都有一些话语在推动民生改变，也有各种论调横空而出。

　　这次“两会”刚开幕，周洪宇就向新代表委员们推介他的新书《怎样做人大代表》。怎样做人大代表是仁者见仁的问题，代表该如何履职或许更能直指民心。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是“两会”上的热门人物，他的一些议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位代表如何履职？本报记者对周洪宇进行了专访。

　　■从书斋走向议政

　　□记者：你有多种头衔，博士、教授、民进主委、人大副主任，如何从书斋走向议政？

　　□周洪宇：我1982年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到了学校历史研究所，后来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

　　可以说，在1996年以前，我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像其他老师一样，做研究、申请科研课题、参加各种评奖。

　　□记者：你的教学研究做得怎么样？

　　□周洪宇：应该还不错吧。我是华中师大教育所的第一位博士，后来又成为教育科学院副院长，主抓科研和学术工作。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行政资源可利用，1996年第一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颁奖，我和他人合著的书获了一等奖，后来获奖也很多。华中师大的教育史博士点也是我牵头来申请的，我一直有一个理想，要把学校的教育史学办成全国的三甲。可以说，我现在还一直努力站在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记者：后来如何加入民主党派并走上行政？

　　□周洪宇：这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华中师大的渊源有关，我的老师是章开沅先生，章开沅的老师是杨东纯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杨先生在华中师大创立了民进的第一个组织。华中师大很多人都是民进成员。我在1996年加入了民进。

　　在加入民进的第二年，我被选为民进武汉市的副主委，1998年又参加了政协，对参政议政有所了解。

　　□记者：行政事务的增多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术造诣？

　　□周洪宇：有影响，没有太多影响到学术上的发展。我现在每年在本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即使在学校里专事研究，一些人也难达到这个水准。

　　我自己有个准绳，任何时候学者是我的本色，对我来说，学术研究是根本，参政议政只是把我的学术研究作为推动现实改革的动力。

　　□记者：你现在还带研究生吗？会不会空挂和放羊？

　　□周洪宇：我现在每年带两名博士生。我都是周六、周日给他们上课指导，平时下班能挤出时间的话，我拿着面包和矿泉水就奔学校去了。我平时也给他们讲一些做研究的方法。

　　■激进青年成了务实官员

　　□记者：你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关联不大？

　　□周洪宇：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两种境界，还有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境界。

　　过去我学历史，和现实没有多大联系，但要用现实去洞烛历史，要用历史来观照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砂砾，但每个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造历史。在学校时我也关注社会问题，只是那时对问题的看法太理想化。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最终走出书斋？

　　□周洪宇：后来我成为民进的地区负责人后，民主党派参政的责任更加突显。

　　特别是有半年多时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哥大是教育学的一个重镇，杜威、孟禄等都在该校任教过，他们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很多人都成为后来中国政治、教育领域的风云人物。面对这些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留下的背影，使我更深地思考人的主动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这是一段难得的机会，我泡在图书馆里，每天上午9时第一个去，带一个饼子裹鸡腿，晚上9时才出来，又到黑人社区参加英语提高班，深夜12时再往住地赶。

　　从哥大回来，正逢武汉的“教授从政”经验轰动全国。统战部门安排我去武汉一个区做副区长。

　　□记者：你去区里做什么呢？身份完成转换了吗？

　　□周洪宇：我去区里分管科技和民政，应该说和专业没多大关系。但科技在高端，民政事务在最基层。这是一个了解现实的途径，拆迁问题、基层选举问题等都能涉及到，我做事认真，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基层调研。这让我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有很大转变。

　　学者求真，讲究创见和标新立异；行政求实，讲究执行，讲究效率。

　　□记者：这对你的行为方式有何改变吗？听说你以前也很激进？

　　□周洪宇：是的。1985年我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题目叫《深刻的片面与肤浅的全面》，是说宁要片面的深刻不要全面的平庸。

　　这种激进的情绪到后来开始变化，一方面是年龄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与行政工作有关，因为对一件事，你不能只想到应该怎么做，而要考虑到可操作性，也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