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

　　有点像焦裕禄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在那里，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绝望时的自杀。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杜聪的比喻令人发冷。

　　那天下午4点，杜聪跟陪他进村的当地人——一共5个男人，站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哭。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望着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冲动攫住。他决定：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辞职了。母亲很不理解：“我们供你读书，是想让你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而不是一个全职义工！”大部分亲友也认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对他说：“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祈祷诸事顺当，然后拖着拉杆箱启程。那几年，每隔6-8个星期，他会去一次河南。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记得，2004年与杜聪走在乡间地头，问他，爬在院墙上开黄花的是什么？答：喇叭花。其实是丝瓜。地里的各种作物：芝麻、土豆、棉花，他不认得；鸡、鸭、鹅、驴子、骡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机和压面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纳闷，他是怎么听懂河南话的？河南老农又是如何听懂他的广东普通话的？他在乡村中像走自己的亲戚家一样，熟练地东家出西家进，他怎么做到的？”靳薇说，“看他背个黑色大背包在农村里走，我就想，有点像焦裕禄。”

　　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

　　记者与杜聪去过两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阳。看着他如何坐上一块钱的“蹦蹦车”驶向各村，看着他如何在每户与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问孩子的治疗与读书，看着他如何跟政府官员和医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户泪水涟涟要求救助的家长，如何把握原则与中国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种绵绵不绝、后劲十足的温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碰到杜聪，看到他是如何沉着平静地演讲；看他如何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全球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沟通，为基金会筹募资金；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他把多年的积蓄搭进这场事业，“没有收入，全年无休”。

　　杜聪拍过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车前面，车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那个黄昏，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对父子，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男孩，功课挺好，人很文静。父亲得了病，母亲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的背影，不出声。那一刻，杜聪有一种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因为别的原因，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了。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远胜过他们死于艾滋病的父母，从小学、初中、高中到中专、技校、大学，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2006年初，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广州，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专业精神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管理上，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智行”的队伍渐渐扩大，一些受过帮助的孩子加入基金会做义工，或者帮助工作，只领取象征性酬劳。杜聪说，“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够的。好比我开了一家餐馆，味道不错，客人越来越多，我只能多开连锁店，自己做行政总厨，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则只有一个杜聪，每天24小时全部投入也是不够的。”

　　重返金融界，杜聪觉得惟一的影响是“睡眠更少了”。但是，他轻轻说：“你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2004年初)我们才帮助了1000多个孩子，现在有6000多个了。”

　　逍客跨界点评

　　毕业于哈佛大学，供职于华尔街，亲眼目睹了艾滋病对于美国的重创，对于中国的威胁，放弃金融家的锦绣前程，投身救助艾滋孤儿的事业。杜聪以个人的力量，为那些无望者找到希望，他的跨界，是行动者的跨界，散发出悲悯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