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之乡”的国家伦理

　　本刊记者 熊培云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2008年两会上正式提出：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在这个更多是强调纳税义务而非纳税权利的时代，人们似乎习惯于政府“取之于民”，邢普委员建议政府“还钱”，难免给人一种“不严肃”的印象。

　　尽管提案看似异想天开，但不得不承认，无论其结果如何，“给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提出便已经是一次观念的胜出。而写在这个建议背后的更是沉重的时代之问，即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国家伦理的革新。

　　社会分红：阿拉斯加的光荣与梦想

　　许多中国人在年底都希望能够在雇主那里领到红包，或者自食其力在股市(市场)捡到一个红包，直接从政府那里拿到一个红包，几乎闻所未闻。有些情景却是时常可见的。比如有些困难户会有机会紧捧有摄像机尾随的领导的“红包”，但那些“红包”更像是救济，显然与真正的社会分红大异其趣。

　　今日世界，与其说“找政府分红”是天方夜谭，不如说是国际惯例。不久前，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给国民发了一个相当于43亿人民币的大“红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紧随其后，因为巨额财政盈余准备退税400亿港元，退税率高达75%。此前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145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社会分红”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首先提出的。早在1936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在米德看来：“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两年后，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的作用。

　　这方面，人们耳熟能详最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个案莫过于来自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实践。1968年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由于普拉德霍湾的土地属于阿拉斯加州州政府所有，次年9月州政府通过油田的租赁获得9亿美元的收入。为了避免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被花光，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提出用这笔钱建立永久基金以造福阿拉斯加的后人。这就是后来由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的缘起。由于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设立，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近2000美元的分红。

　　如今，社会分红理论在中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等学者在学理层面倡导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外，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亦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建议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相关永久基金，使人人都可以分享“社会分红”，拥有美国阿拉斯加人一般的光荣与梦想。

　　从政府分红到社会分红

　　2007年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政府作为股东，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这意味着长达13年之久的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此前一年的2月10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上缴财政部，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过去若干年里，国家不仅承担了一些企业重组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已经接手了诸如学校和医院等原属国企的社会职能，而且国家在职工失业和提前退休等相关的成本方面还担负了主要的责任。与此过去穷困潦倒、无红可分的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财政部数据，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1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达7700亿元。据财政部研究机构估算，2007年中央企业的收益将超过8000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

　　谈到国企为什么向政府分红，世行报告认为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也有利于改善教育和医疗等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如果将中国国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并分配给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将增加85%。另一方面，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而言，过度利用留存利润进行产业扩张构成了不利因素。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无法像从金融部门获得融资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核监督，很可能影响投资效率。而缺乏审核可能导致顺周期投资，使经济更易出现大起大落。这方面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莫过于三九集团。由于医药、汽车、食品等八大产业盲目扩张，该集团银行欠款已经从2003年底的98亿元增至2005年的约107亿元。

　　显而易见，这里的政府分红的最后归宿依旧是社会分红，因为国企的出资人以及改革成本的真正担负者既不是通过观念缔结的国家，也不是纳税人供养的政府，而是每一位具体的国民、劳动者。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追逐分红而不将这些红利以各种形式归还社会，那么这种分红便可能失去意义。

　　令人回味的是世界银行关于国企盲目扩张的风险评估。值得追问的是，那些体现在国企方面的种种盲目扩张与刚愎自用是否同样适用于政府？当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聚敛超量的社会财富，它是否会累积同样深不可测的风险，甚至使国家“三九化”？

　　倘使能意识到这些潜在的危机，就不难发现，藏富于民或还富于民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于政治层面，即财富的分散效应将大大降低了政府在财富与权力高位中的运行风险。事实上，“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追逐的目标。遗憾的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再度急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