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我是以学者身份说话

　　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说话的

　　南方周末：过去十年，您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您就股市等公共问题发言的时候，是怎样处理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关系的？

　　成思危：其实，我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强调，我是以学者的身份讲话的，但是人们还是不大理解。实际上，从人大的角度看，我首先是人大代表，人大是立法机构，政府是行政机构。人大是集体决策，我也只有一票，所以每个人大代表应该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这个意见可以被采纳，可以不被采纳，并不是说都被采纳。

　　我在人大发表的意见，估计有30%左右没有被采纳，因为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我觉得人们把人大副委员长这个身份和政府副总理等同起来，实际上是不对的。这在国外是很清楚的，国内有些人却一直弄不清。你看国外的议员有意见就说，政府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把我的想法误认为是政府的想法，更不能以此为由来阻止我讲话。至于我所讲的话是否正确，可以等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南方周末：您在参政议政中多次论及金融改革，为我国的金融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成思危：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去年专门出了一本《论金融改革》的书来论述。我国的金融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相比还不够成熟，虽然说我们的银行上市成功了，但上市成功并不等于改革已完成，我们在金融创新等等方面，跟人家差得很远。我们银行的人均利润和收益成本比，比人家低不少。

　　现在，给中国戴高帽子的人比较多，说中国是金融大国。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还不能说是金融大国。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第一，从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它首先是输出初级产品，然后是输出制成品，然后是输出资本，然后是输出知识，我国现在还处在输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这两个层次上，资本输出很少，知识输出就更少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很多方面都还不如人家，我们还没有纽约、伦敦这样的世界性金融中心，谈不上金融大国。

　　第二，从资本的发展来看，第一步是产业资本主导，第二步是商业资本主导，第三步是金融资本主导。我国现在仅处在产业资本主导这一步，金融资本还没有在我国起主导作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国的金融资本很强的话，我们就不会拿那么多的外汇储备去买人家的债券了。买人家的债券，就是我国自己的金融资本家没有能力运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来赚钱，所以只好把钱借给外国，让外国的金融资本家去赚钱，然后把债券的利率给我们。

　　南方周末：就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而言，假设我们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比喻我们的竞争能力，您认为我们应该处于哪个阶段？

　　成思危：我觉得总体上可能也就是中学生的水平，虽然我们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但还是凤毛麟角，也起不到操控全局的作用。

　　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

　　南方周末：您认为我国会不会像部分日本金融界人士所担心的那样，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成思危：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没有党派之争，没有反对党。虽然说我们的某些金融政策可能不完备，但还是比较容易贯彻，贯彻过程中或许有人打擦边球，但毕竟没有人公开反对，而日本就不同了。

　　第二，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尽管金融也在发展，但是金融资本还没有起到主导作用。从这一情况看来，尽管金融上遇到的问题会对国家有比较大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不会像日本那么大。

　　第三，正因为我国的虚拟经济不够成熟，所以我们现在有些问题实际上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这些问题它比较容易改正。而那些金融制度已经比较固定的国家，像日本那样就不好改。

　　从这三点看来，中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样严重衰退，但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南方周末：我们应该怎样将居安思危的意识化为行动？

　　成思危：我认为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进一步防止重蹈日本覆辙：

　　第一，严格地执行政策。现在控制热钱的流入非常重要，因为热钱流入造成了我国流动性过剩，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但是要控制热钱流入必须要有严厉的措施，必须要更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威来控制热钱的流入。

　　第二，提高我国自身的金融竞争力。我们要研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把握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如果政府部门有不足之处，甚至决策错误之处，要敢于承认，及时纠正。最怕的就是为了保住政绩而捂住问题。

　　南方周末：您刚才说了中国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思路，这些观点您在参加议政的过程中提出过吗？

　　成思危：我没有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来提，但是提出过相关的观点。关于东亚金融危机，我曾在参政议政中报告过其对中国的启示。但那个时候的问题跟现在不一样。我最近在北大光华信念论坛上讲，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是关键，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南方周末：日本的汇率改革与日本泡沫危机有一定的关系，就中国而言，您认为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在什么时候推进比较合适？

　　成思危：我在东亚金融危机时提出要三步走，第一步就是钉住美元，第二步是钉住一篮子，第三步就是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现在实际上在走第二步。蒙代尔曾对我谈过，2008年有那么多外国人来中国，实现自由兑换正是好时机。我说这取决于两条，第一条是世界总的金融形势，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走势，第二个取决于我们监管的能力，如果管不住就放开，通常就会出事。我主张要循序渐进，逐步放开。现在我国经常账户下1996年就放开了，资本账户下约有一半基本算放开了，今后要稳步推进。

　　我国已经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速，所以我认为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时间不会太长，有人说要30年，这太悲观了。我个人的估计应该是5年到10年。 （来源：南方周末）